中国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吗?——基于马氏域变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宏观因素选取了工业增加值、消费、出口、通胀率、广义货币增速、利率以及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以反映实体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变动。本文首先利用马氏域变模型对所选变量不同时期所处状态进行识别,进而分析了各宏观经济变量周期与股市周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各序列绝对离差建立马氏域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其冲击响应函数研究各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对我国股市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收益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变动都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在大多数时间里实体经济变动和股市波动保持了较好的协同性,股市周期略领先于实体经济周期;M2的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股市的大幅上涨,但股市大幅上涨阶段并不与M2的快速增长相伴;利率调节对股市周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率影响显著;实际汇率变化周期与股市收益率周期相协同。     

股市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基于投资者社会互动的视角

本文将影响股市的政策分为五类,检验股市的政策效应;并以新浪财经博客为投资者之间社会互动的媒介,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和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构建反映投资者之间社会互动程度、情绪属性以及社会网络中心程度的变量,探讨社会互动对股市政策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舆论导向政策对股市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券供给需求性政策、货币政策显著提高股市波动率,市场创新与市场交易制度显著降低市场波动率.同时,投资者对专业性政策的解读显著依赖于社会互动,社会互动会放大货币政策对股市收益率的正向影响,加剧证券供给需求性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平缓市场创新与市场交易制度对股市波动的影响,而不影响舆论导向政策对股市产生的效应.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与股市财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包含四个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和对股市财富效应的影响。本文创新点是考虑了更加贴近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混合型货币政策,并在DSGE模型中纳入股票市场,从家庭需求端出发研究了混合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股价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估计。研究发现,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技术进步能够提高总产出和改善货币流动性,还能够提升股价和消费水平,实现帕累托改进;混合型货币政策短期内能够提高总产出、通货膨胀、股价和消费;股市财富效应与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消费水平高度相关,股价上升时家庭会增加当期消费以提升家庭存续期间的总效用,反之亦然。最后,本文提出了将股市纳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加快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转型,发挥股市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规则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影响——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货币政策理论出发,构建以稳定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多目标”货币政策规则理论模型,并采用1998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开放经济下的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货币供应冲击、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与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时间阶段,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时变特征。(2)等间隔脉冲响应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影响效应要高于中长期,而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却存在一定滞后性和扩散性,且价格型规则更有利于熨平外部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3)时点脉冲响应表明,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弱于货币供应冲击,且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回到稳态均衡的速度更快。总体来看,在调节国际资本流动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效果上,价格型规则优于数量型规则,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选择应逐步从数量型规则向价格型规则转变。     

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股市价格的实证研究

(一)引言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是金融研究的最前沿课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主要有3个角度。第一个角度侧重研究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个角度侧重研究股票市场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如何影响金融稳定、中央银行要不要对股市的波动做出反应     

热钱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本文从热钱流入的规模、动机入手,通过近年的具体数据与相关理论,论证了热钱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冲击,其中包括热钱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冲击、热钱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冲击以及热钱对货币政策工具效应的冲击.最后围绕消除热钱对货币政策冲击的主要原则--控制热钱的大进大出,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次贷危机对中国股市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

为了揭示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对我国内地股市的冲击大小,本文基于中关股市的联动性,采用时变t—Copula模型测算次贷危机对内地股市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次贷危机加剧了我国内地股票市场的震荡,不过次贷危机对内地股市冲击的程度并不高,而且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内地股市的影响呈阶段性的变化;结果也显示香港股票市场在危机的传染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股市的剧烈震荡易于通过香港股票市场传导至内地股票市场。     

违约风险、银行信贷筛选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企业违约风险与银行信贷筛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银行信贷筛选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产生的影响。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无论是基于长期还是短期效应的角度,银行信贷筛选均显著抑制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2)基于货币政策冲击的短期效应可以发现,银行信贷筛选降低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并且放大了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3)通过比较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可以发现,银行信贷筛选导致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特征。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相比无银行信贷筛选的情形而言,银行信贷筛选导致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恶化。     

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季度效应

运用季度依赖(Quarter-Dependent)可变系数VAR模型,首次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季度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存在显著的季度效应,不同季度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存在季度效应,可能是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外股市收益率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样本数据,构建AG-DCC-MVGARCH 模型,运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和LR检验,实证研究中外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是否具备动态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香港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但在2007年以后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且在2005年之后这一相关性大大增强;美国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产生显著的非对称冲击效应,且负向冲击效应更大,美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股市下跌时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会对其他股市产生较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效应。     

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通信行业的影响研究——基于VAR和脉冲响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通信行业的影响,运用VAR和脉冲响应模型,发现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通信行业之间的关联效应较小,通信行业股价变动除了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因素;通信板块股价的变动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冲击不大,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通信行业股价的大幅同向变动,短期内其股价很难回归到原有水平。研究认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当考虑股票市场的波动,强化股票市场对于上市企业的融资功能,推动我国通信产业的发展以及通信技术的进步。     

石油价格波动对股市的影响文献综述

20世纪以来的三次石油危机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股市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如果是市场有效的,石油价格的波动对股市的冲击应该要比实体经济更快体现出来。本文基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石油价格波动对股市的影响的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石油价格波动对股市的影响主要分国家差异、时间段差异、行业差异而不同,并且石油价格的上升或下降对股市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最后提出在我国结合特殊国情分行业研究石油价格波动对股市的影响更为重要。     

规则性与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分析

使用狭义货币存量(增长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等作为货币政策的状态指标,能够分析货币政策可预期(不可预期)扩张性(紧缩性)冲击对实际产出的作用机制,并检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非对称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中无论是规则性的可预期冲击,还是相机选择形成的不可预期冲击,都对实际产出的波动形成了显著作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即具有影响价格的名义作用,也存在影响实际产出的实际作用。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内生性和短期非中性等特征。     

国际油价、宏观经济变量与中国股市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Massacci (2017)提出的时变POT模型、应用纯时间序列方法测度动态尾部风险,再利用Diebold和Yilmaz (2012, 2014)提出的溢出指数模型,结合滚动样本估计方法,从方向、大小和动态性的角度考察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体系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危机时期显著提高。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方向性尾部风险溢出效应要弱于其接收自宏观经济体系的冲击,是系统中最大的尾部风险净接收者。其中,国际原油价格、货币政策的极端变动等均对股市尾部风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国股票市场尾部风险的重要来源。此外,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尾部风险溢出效应正逐渐增强。因此,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应特别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国股票市盈率间接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独特的股权流通结构造成了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的失真,同时也使市盈率的变化难以有效的反映出宏观经济的波动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流通股比率、金融深化结构以及物价指数在股票市盈率中的反应。研究发现,要想真正使国有股减持不对股市造成巨大的冲击,就必须从根本上调整金融深化结构,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并对我国股市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计量检验

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检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检验发现,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和名义汇率都对GDP增长率冲击具有敏感的反应,而名义利率也对名义汇率冲击具有显著反应,这说明外国货币政策已经通过汇率渠道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影响。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一直是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采集我国月度宏观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利率变化冲击对房地产价格及投资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短期内利率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在较长的时期内,货币政策则可以显著影响房价与房地产投资,而且货币供应量的大小相比利率的调控影响效果更加显著一些。     

输入型通胀的宏观效应：价格分化和货币政策分析

作为能源需求大国、世界工厂和开放经济体,中国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影响。本文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系统分析输入型通胀的经济和政策影响。来自SVAR的证据显示,进口价格冲击表现为一个典型的负向供给冲击,推高通胀同时抑制经济活动。进口价格冲击对PPI的影响远强于对CPI的影响,同时引起货币政策的紧缩性响应。反事实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紧缩性响应主要源于进口价格冲击的直接效应,同时放大了进口价格冲击的负面影响。接着论文构建和估计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开放经济模型。模型引入多种进口品和盯住进口通胀的货币政策。估计结果显示,进口价格加成冲击解释了大部分时期的PPI变化,但对CPI的解释效力有限。模型拟合脉冲响应与实证结果基本一致。CPI和PPI的价格分化主要源于组成效应,而与整体进口占比的关系不大。输入型通胀向CPI的传导不畅主要源于衰退效应弱化了国内边际成本的上涨。最优货币政策分析表明,当受到进口价格冲击影响时,放任输入型通胀、忽视稳增长和政策的持续性都会带来更低的福利水平,央行需要更加积极的应对输入型通胀,以此降低PPI和投资受到的不利影响。     

政策效应对股市波动性影响的研究

政府行为对于任何证券市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股市虽有其自身规律,但是有时会因为外因或内因的影响而使其偏离其发展的规律和轨道,这时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及法规来为股市引导护航。我国股市是一个新兴市场,从我国股市历年发展的经验看来,政府行为在股市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投资者对股市失去信心,抛售股票致使股价大幅狂跌时,政府往往出台利好消息稳定股市;当股票价格过高严重脱离其价值基础,股市整体出现严重泡沫时,政府往往出台利空政策打压股价。因此,在我国股市受政策影响的现象非常突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市场环境来说,政府对股市的过多干预究竟对股市的发展起到了良好促进作用,还是导致其资源配置失真、股价过度波动,对市场造成不利影响?我国股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行为是否在趋于成熟、市场对政策冲击的反应是否趋于适度?本文将通过直观统计和事件研究法相结合,从总体走势和具体政策事件影响这两方面比较各个时期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对股市波动影响的变化,由此考察股市发展过程中我国股市政策效应的的转变过程、市场成熟的过程和程度。考察过度波动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旨在增强人们对股市的认识,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对股市的重新定位,促进股市健康有序发展,对中国股市的政策效应进行研究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非线性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作用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1990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的月度数据,利用Logistic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LSTVAR)模型来描述和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机制中是否存在非对称效应。LSTVAR模型的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我国实际产出序列和通货膨胀率过程对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随着冲击方向、规模以及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改变,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这说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