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诗经》在楚国的传播与研究

《诗经》在春秋前期已流传到楚国，许多楚国贵族通晓《诗经》，并能够在各种公共场合熟练地赋诗言志，引诗说理。近年来，新面世的战国中期的竹简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新材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楚人解读《诗经》的方式及取得的重要成果。     

《诗经》祭祀诗的诗体变迁与程式化叙事探论——以“尸”之主题为个案

搬演受祭祖先的尸存在于祭祀全过程。与此相关,《诗经》祭祖诗中存在大量尸之主题。这一主题在《颂》中消隐,在《雅》中或显或隐于嘏辞而大量存在,祭祀诗和祭祖仪式的张力关系决定了尸之主题的呈现,进而影响了《诗经》诗体构型和结撰技术的发展。     

从《楚辞》看楚地的建筑装饰风格

《楚辞》中有不少关于建筑装饰的记载,其中有些属于想象,有些则属于写实,但总体上都体现了楚地建筑装饰浪漫美的风格,也折射出楚人追求室内外交融、和谐之美、柔婉之美的审美特征。这种追求建筑装饰美的深层原因与楚人所处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人文精神密切相关。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从《诗经》中的青铜器看周人的文化认同

《诗经》中的青铜器不仅种类多样,而且都有着特定的礼仪和规范.从周人对于青铜器的各种不同使用方式,可以看出青铜器承载着周人独特的文化认同,体现为对礼乐制度严谨认真的遵守和实行,自我群体意识的觉醒,从而唤起对祖先的共同认同,作为个人等级身份和政治权力的象征,这些共同构成了周民族特有的文化记忆,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且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     

《诗经》与汉水流域文化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个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二《南》最为集中,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孔子喜韶乐,尤钟情合于韶乐的二《南》,“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诗经》不仅常以“江汉”连举,而且将天上的银河称之为“云汉”。     

屈原《招魂》与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之比较

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巫官文化中的招魂习俗在屈原的《招魂》中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本文通过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与屈原《招魂》的比较,佐证楚文化与江河源文化的关系。     

国内外《诗经》英语译介研究的历时性考察:现状、问题与展望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珍宝,位列《五经》之首。迄今为止,《诗经》的英译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文章对国内外《诗经》英语译介研究现状进行了历时性考察以及当前《诗经》英语译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未来《诗经》英语译介研究进行了展望。针对当前《诗经》英语译介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视野相对狭窄、译介史缺乏等问题,指出未来研究应当把《诗经》英语译介研究与国家战略相融合,推进跨学科研究,开展系统的译介史研究,以提高《诗经》英语译介的科学化水平,达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国风》中的风俗文化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其所处的时代(我们称之为"《诗经》时代")的风俗文化作了大量的描述,而其中的十五国风更是一部风俗文化的活化石。《诗经》时代的风俗文化是绚烂多姿的,有的虽然穿越历史长河被传承了下来,但更多的则被历史所尘封。笔者意在通过《国风》挖掘《诗经》时代有关风俗文化方面的断片残简,并尽量对其进行修复,力图从更深的层次去探寻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     

《诗经》与宣姜：被理解的和被误解的

受传统的《诗经》阐释学和“美色误国”观念的影响,在《诗经》的《邶风》和《风》29首诗中,有11首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与宣姜有关。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记载的详细考察,从诗歌本文的实际出发,对《诗经》与宣委这一千古争论不休的论题进行辨析,认为过多地把《诗经》的内容牵附到宣姜身上是不合理的,《诗经》中有关她的诗只有《新台》、《君子偕老》和《墙有茨》三首。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三国时期《诗经》学者著述叙录及其启示

比较全面地分类叙录三国时期有关《诗经》的学者和著述,进而指出:《诗经》在三国时期一直受到重视;鲁、齐、韩三家《诗》继续衰退,《毛诗》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当时《诗经》的传播,主要依靠学校、家学和师法三种途径;前期,荆州是中心,后期则转移到曹魏统治的北方;王肃的《诗经》学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并没有完全取代郑学;三国的《诗经》学有义理方面的探求,但重点仍在用解经的方法作训诂,还没有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