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理性形式。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资源,需要加强研究与开发,这是更深度反思的文明对话。对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这些重大文明典籍中的共同文明理念,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这是文明自觉者应负的历史责任。     

追寻中华文明的价值——重读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

1984年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所做的“考古学专题六讲”是对中国考古学科影响深远的系列讲座.张光直首先从考古学的属性与基本方法入手,详细梳理和辨析了“资料”(data)、“技术”(technique)、“方法”(method)和“理论”(theory)等关键概念,并由此深入探讨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与方法.张光直进而把考古学理论与中国考古材料有机结合,探求中国古代研究的世界性问题,也即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并最终获得了关于文明起源“连续性的”(世界性的)与“突破性的”(西方式的)两种模式的深刻认识.     

环三峡地区“前巴文化”述论

“前巴文化”即指在巴文化产生之前于环三峡地区出现的区域性文化,它以新石器时期为重心,向上涵盖本地区的整个史前时代。该文化大致成体系传承,其考古发掘与古文献记载大体印证,在经济上由采集狩猎发展而为农耕、畜牧与盐业,产生了最初的权力形态,具有浓厚的以巫为特色的原始宗教色彩,且与继后出现的巴文化关系密切。该文化的研究,有利于对长江中上游地区中华远古文明基因的探寻。     

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史——构建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一

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方式与发展过程与西方古文明有许多相异之处。西方文明起源于铜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西方文明起源于城市革命,中国文明起源于巫术改革;西方文明起源表现为地缘管理代替血缘管理的革新模式,中国文明起源表现为血缘管理依然延续的维新模式。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先后断裂了,中国文明则绵延至今。中国学者应当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理论,书写自己的文明发展史。这其中既要对传世文献重要历史信息的重新发现与估价,更应充分利用考古新资料,弥补有关空白,还应认真总结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成功经验与已有成果。理想的中国文明史,应该有中国材料的基础、民族精神的灵魂,还有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人类未来发展的眼光。最终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文明形态变革的内在动力。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将民族国家形塑为现代化主体力量,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力量与人类的“世界历史”,却因“物的依赖关系”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质上是要超越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之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能跳过或取消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建设阶段,要从中华文明大一统历史观、共同历史记忆、共有精神家园谱系中寻找建设新文明形态的资源,从中华文明可长可久之道、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中确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新文明执政党品格、新文明知识体系、社会主义文明之治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自觉。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与崇尚武力,奉行“丛林规则”的西方文明不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讲“和平”、“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深入开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资源,对维护世界和平,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西方文明交融冲突中的儒学价值及其命运

儒学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并非封闭独立、自生自长、具有明确边界的独特实体,而应把它视为在政治、商业以及文化诸领域与其它文明相互往来、彼此交迭的体系。西方近代文明中蕴含着儒学文明。儒学文明在近代的“失语”并不等于它已经是消失了的文明,它在与各种文明的冲突、融合与对话中一直存活着,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儒学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它曾经和正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在全球化语境下检视儒学传统,其实有许多现实的政治问题,儒学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能提供道德、教育、修身养性等方面的人文价值,还能为未来中国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提供社会制度方面的框架启迪和人学理念等精神资源。     

苏秉琦先生关于辽河文明之红山文化学术思想研究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实践使苏秉琦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从唐代民间佛教看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民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展现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交往和对话的不同特征,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清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

西方文明通常被视为海洋文明,而中华文明则被认为是大陆文明。这一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事实上,"海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屡有涉及,在清代海洋主题文学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深刻。在西方殖民扩张的背景下,清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呈现出鲜明特点,即海洋意识的自觉性、海洋活动的身行性和海洋意象的象征性。这也从一个侧面例证了中华文明是兼容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复合文明。     

基于中华文明本体创建人类文化共同体

德性是中国文明之本性所在,“天下观”具有独特性,“多元共生、和而不同”奠定整合多元文化的思想基础,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文化治理提供启示。中正平和、以人为本的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有补偏救弊之功,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进文明交流,加强“一带一路”文化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型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     

中华文明起源“玉教说”的方法论意义与观念效应

中华文明发生萌芽的“玉教说”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富有弹性和精神向度的阐释空间,玉教说的文明发生动力学机制不仅可以阐释文明源头的发生动力,并且可以为当代中华文明的精神革新提供动力,对当代中国精神重建具有启发意义.     

新时代文明进步方向与行动文化选择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及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新时代文明指明了进步方向,明确了行动文化。全面理解新时代文明的进步方向,需要深入研究文明与文化动力关系,其中动力源泉在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文明形态的演进,而推动文明进步的总体性逻辑则在于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文明交流互鉴。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文明进步的时空跨越和行动文化方向选择,应以中国实践来打破“西方中心论”,在继承与开拓中实现文明元素跨越。同时,以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构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为指导,把握文明进步方向的总体性逻辑,并在行动中体现文化选择,为全球文明倡议谱写了新时代的新篇章。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历史和神话双重视野中的连云港海洋文明

受西方海洋文明中心论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的文明形态长期受制于陆地农耕文明的理论框架。从考古学、历史学角度对连云港城市文明“物质遗存”进行考查,证实了本土海洋文明的历史存在;而通过神话传说、文学作品对连云港城市文明“精神遗存”的透视,则进一步澄明了连云港海洋文明形态的客观存在。在如此双重视野中对连云港海洋文明进行阐释,可以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文明形态的发生和发展。     

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引发的最大关注,仍然是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的关系问题。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表达的"偶像崇拜"观念,青铜、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用"权杖"表达权力、威仪、崇信的权势象征意义,"万年之长"的古史传世神话系统等在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上的特性,表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象征,同时还产生了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体现出其最大的价值是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孙中山的文明观

孙中山早年游学欧美,于中学亦颇有心得,从而形成独特的文明观。孙中山的进化思想体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循环并进的。这是他文明观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对物质文明和心性(精神)文明的区分。这种文明的二分法往往与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现实道德水准、政治情形也落后于欧美文明国家。孙中山将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的错误,为了再造中华文明,就必须打破这一成说,建立“知难行易”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再造中华文明的总方针,在具体方法上,则不外乎恢复旧有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长处两条途径。     

阿波罗起源述略——"东方说"与"北方说"

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为复杂、受崇拜最为广泛的神明.对阿波罗起源的探讨,"东方说"与"北方说"是两种重要观点.由于这两家学说相关证据的缺乏,兼顾阿波罗所体现的外来因素和希腊本土文明特征的"多起源说"的提法亦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对于阿波罗这位深刻影响着希腊宗教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的重要神明起源的进一步研究,尚有待于更多文献与考古材料的释读与发掘.     

乡土人类学研究回顾（下）

从西方学者试图借乡土社会把握中华文明以来,中国本土学人面对中国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的危机,以“乡土关怀”为核心,形成了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其间,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学术的反思、传承与超越,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社会研究必将突破各种理论和范式的束缚,迈入新的阶段。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探究

西方悲观主义文明论最早萌芽于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黄金时代"理论可以视为其历史源头。在近代,乐观主义文明论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悲观主义文明论只是作为支流而存在;但卢梭的浪漫主义文明论促进了它的逆势发展。20世纪,斯宾格勒以"文化形态学"为核心的文明论,促使悲观主义文明论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