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特征及成因——基于能力“剥夺—阻断”框架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贫困时长、受剥夺能力与脱贫概率相统一,利用"剥夺—阻断"框架研究多维贫困持续性,并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资料和Logit回归方法得到中国农村持续性多维贫困的能力分布,同时检验教育缺失代际传递形成持续性贫困的中介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当贫困达到二期后,家庭继续贫困的概率显著提高。医疗负担、生活结余等健康及生活质量缺失可在约50%的贫困期被阻断,而教育缺失却伴随着贫困期延长始终存在。弱势家庭低效人力资本代际累积显著延长家庭贫困时长,降低未来脱贫概率。这些研究发现对中国2020年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持续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调查与思考——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

中国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贫困。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运用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指出了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意义。进行了必要的相关学术回顾,指出农村贫困发生的原因是城乡差别,并提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形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的共识;推动建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农民二孩生育的体制机制;补齐短板,使农民新生人口与全国新生人口处于同一起跑线;逆势而为,实现底线公平;保障农民家庭按政策生得出、生得好、育得棒。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 ——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中国多维剥夺与收入贫困

在中国减贫政策逐步转向解决收入贫困与多维剥夺并重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微观数据使用潜类别模型(LCM)计算中国的多维剥夺类型,并使用工具变量的序数Probit模型分析收入贫困和多维剥夺之间的关联,最后对城乡收入贫困差异及多维剥夺差异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群中剥夺程度最轻、剥夺程度最重的比例上升,剥夺程度中等的比例下降,虽然非收入贫困家庭接近遭受多维剥夺的比例下降,但其遭受最重多维剥夺的比例在上升;农村剥夺最严重的比例是城市的4倍以上;收入贫困是多维剥夺的决定因素;慢性贫困、暂时贫困都对多维剥夺起到了恶化作用,转移支付并没有减少多维剥夺;城乡收入贫困差异与多维剥夺差异中人口特征、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贡献方向、大小基本相同,再次表明收入贫困与多维剥夺具有同一性;降低多维剥夺的改水、改厕、改用清洁能源等公共政策可能并不比单独增加收入的政策更优。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财政医疗卫生总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显著。(2)分项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减贫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补需方"的医疗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比"补供方"的医疗机构支出更为显著。其中医疗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医疗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3)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60岁以下居民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60岁以上的居民;而医疗保障支出对60岁以下的居民减贫效应小于60岁以上的居民。(4)收入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3项支出对收入超过贫困线群体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在反贫困策略上,文章建议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支出机制;优化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对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扶贫政策。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基于CHIP数据,从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保障状况等方面选取健康水平、子女个数、个人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间、是否有保险和公积金等13个指标,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考察并证实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新老两代农民工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体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及享有充分权益和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身心健康因素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主观幸福感更容易受到身心健康因素的影响。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新二元结构”下城镇贫困人口的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

“新二元结构”由城乡二元结构演变而来。大量流入城镇的外来农民工因户籍制度的限制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能与城镇户籍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而成为新的城镇贫困人口。本文主要在分析新二元结构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异同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新二元结构下的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最后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强贫困人口就业培训和思想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若干缓解新二元结构下城镇贫困人口困境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两个角度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机制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仍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式,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性别分工不同,老年父亲从子女外出中直接获益更多,老年母亲更多地是获得补偿性支持;儿子仍然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要责任,女儿得到老年父母帮助时提供的补偿性支持更多,劳动力外流促使儿子和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代际双向报告的K均值聚类分析

在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研究中,数据往往来自家庭中父母或子女一方的报告,然而仅凭借“一面之词”对代际关系进行测量真的准确吗?这一问题的背后透视出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双向报告视角的缺失。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及多层Logistic回归方法,探究当前中国老年人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双向报告状况、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老年父母的代际关系报告平均得分要略低于成年子女的报告平均得分,但两者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利益假说未获支持。其次,基于双向报告的聚类结果,可将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具体划分为结构维度上的“亲子一致型”、“亲近子疏型”、“亲疏子近型”模式与水平维度上的“亲子和睦型”、“亲子有隙型”、“亲子疏离型”模式。最后,从代际关系模式的影响因素来看,代际结构、老年父母特征及成年子女特征均会在结构维度与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仅在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简言之,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父母年龄越小、子女年龄越大,越可能形成评价一致的代际关系;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两代人的性别一致、父母年龄越小、父母获得子女支持以及在城镇家庭中,越可...     

返乡创业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数字素养的中介效应检验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延续、深化、升级,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A-F模型测度我国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实证研究返乡创业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进一步验证数字素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返乡创业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具体而言,返乡创业可以缓解经济维度、社会发展维度和生态环境维度的贫困程度。同时,返乡创业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区域和代际异质性,对东西部地区和壮年农户的减贫作用效果相对较大。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表明,返乡创业通过提升农户数字素养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缓解产生作用。政府应进一步支持和鼓励返乡创业,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返乡创业政策;重点推进互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定期开展创业技能、数字化工具使用培训,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新农保的储蓄挤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两期代际扩展模型的应用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和持续发展,不仅具有维护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权益公平性的社会作用．还能起到刺激农村消费需求增加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作用。通过两期代际扩展模型的应用．证明了新农保的实施对个体农户终身效用最大化下的最优储蓄存在挤出效应,其主要影响因素有：缴费年限、缴费比率、养老保险账户收益率和收入替代率等,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制度、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农民视角下新农合保障能力及影响因素评估——基于宝鸡市421户参合农民的调研

本文使用对陕西省宝鸡市11个乡镇421户参合农民的调研资料,分析了新农合运行现状及保障能力状况,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农民视角对新农合保障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参合农户对新农合保障能力评价为"很强"和"较强"的占62.2%,"较差"及"很差"的占8.84%,评价为"一般"的占29.3%。新农合的贯彻执行力度、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医疗机构的设备保障状况、药品的价格质量、基金管理的合理程度以及定点医疗机构对常见病的医治能力,是显著影响农民对新农合保障能力作出不同评价的因素。     

物质剥夺视角下的农村绝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在物质剥夺视角下构建农村家庭致贫机制框架,使用河南和陕西两省农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户物质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总样本中有35.92%的农户至少在一个维度上发生物质剥夺,在发生物质剥夺的样本中,其平均剥夺维度数为1.53。在所有六个维度中样本农户在住房和医疗两个维度的剥夺比例最高。农户物质剥夺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尽管较高的家庭收入有助于降低农户物质剥夺发生概率和剥夺程度,但当充分控制其他经济资源和基本需要因素之后,家庭收入对物质剥夺的解释力度显著下降。回归分析发现除家庭收入之外,家庭资产存量、医疗保险、信贷支持和政府救济在缓解农户物质剥夺方面均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而成员较差的健康水平及发生灾难性自付医疗支出则会显著提高农户陷入物质剥夺的可能性及剥夺程度。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框架在识别绝对贫困农户方面存在较大的偏误,单纯的收入救助也不足以帮助绝对贫困农户真正脱贫。除了收入扶持之外,在农村减贫政策实践中还应当重视提高农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信贷和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降低健康冲击对农户福利的负面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区域人口城镇化多维特征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基于浙江省分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城镇化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以往的研究仅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忽略了人口城镇化的异质性模式的影响,且对低层次空间单元的关注不够.文章集成浙江省2000年和2010年分县数据,将区域人口城镇化特征分解为水平、形态、结构和阶段,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结果发现: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形态紧凑化、结构本地化、发展阶段高端化、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劳动参与率降低对居民电力消费有着显著的驱动影响,而户均房间数减少则有抑制作用.未来新型城镇化应规范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统计标准,提倡紧凑型人口城镇化形态,协调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加强电力配套保障.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