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救亡与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启蒙与救亡是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建构的重要驱动力。启蒙意识的确立是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登上中国社会及文化变革舞台,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它带来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引导他们走向了争取新的人生价值与人格独立的道路。救亡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过程中既起到了推进的作用,又成为建构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独特性的重要因素。它促成了知识分子精神内涵与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启蒙与救亡的双向运动,共同培育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

讨论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问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二是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兴盛时期的错位。正是这两点给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心灵困惑。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试析“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近代史上,各国都发生过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旋律.李泽厚先生自提出启蒙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不过,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救亡与启蒙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说互相联系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二者是"互相促进"似乎就有疑问了.甲午以还,爱国救亡运动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发展到抗日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李新宇在《学术月刊》1999年第 10期撰文指出 ,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 ,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 ,“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事实上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存在着三种核心意识 :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 :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 ,…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从歌颂古代到追求未来--中国早期启蒙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略论

早期启蒙思想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者接受社会主义的内在心理依据.从歌颂古代追求理想社会的早期启蒙思想到融汇西学,吸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追求理想社会的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既有思想的合逻辑的演进,亦是随着中西文化撞击、整合的再创造过程.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探讨 --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视角

自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启蒙和建设的复杂性,使得中国向西方学习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圆圈”式的发展进程。回顾和探讨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发展进程,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发展趋势,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

正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标志着欧洲最终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近代中国虽然并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在明清启蒙思潮和近代西方思想双重影响下,又的的确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有着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不乏真知灼见的启蒙学者与思想家。在近代启蒙思潮中,除救亡、科学、民主等喧腾一时的思想观念外,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①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走向工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过程及其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抽象的思辨与深刻的片面——论西方思辨真理与实证真理的衔接

(一)引言:胡适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无疑,“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从启蒙向救亡转换的局势发展得那么迅速。他们的启蒙热情远超出其政治热情。这场启蒙运动的发起,实质上是前期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维新思想的延续。他们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德”“赛”两先生。他们在接触西方后,切实感到中西方的文化(模式)冲突与政治(结构)冲突,因而毅然转向,试图用西方(先进)的     

论李大钊"第三"文明之说

人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时候,不是批判文化民族主义就是怜惜文化自由主义,不是抬高救亡贬低启蒙就是只看见启蒙而不见民族危机.本文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说明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恰恰隐含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他的"第三"文明之说有点理想化,但是在文化层面上却为中国近代社会指出了另一种发展道路.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劳工神圣”——一个不容忽视的五四新启蒙口号——兼论中国现代革命和历史的时代精神

爱国救亡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和根本背景。围绕这一基本课题的解决,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作出种种不同的探索和努力,它们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性质相异的革命阶段和历史分期。从1915年9月到1921年7月(即通常所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一个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过渡作出思想准备和理论创新建构的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课题的解决具有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特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往往以“科学”和“民主”最为关注,视为唯一的标识。不过,由此而来的理论研究又同时表明,“科     

简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共识——群体观念

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如果说救亡意识是第一个突出的特征,那么群体观念就是另一个重要特征.关于“群”的观念,严复在1895年《国闻报》上发表《原强》一文,第一次提出“群学”观念.1898年,他又在《天演论》中更明确地介绍了进化论群学思想,这在当时严峻的民族危亡形势下,如同竞争观念一样,给了中国人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