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回族报刊关于回族婚俗问题的讨论

在民国时期新兴的回族报刊中,回族婚姻问题是当时回族知识阶层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回族知识分子就回族社会中存在的早婚、奢侈婚姻和不遵从伊斯兰教义的诸多婚姻陋俗展开批判,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即适龄结婚、简朴婚礼和向伊斯兰教义回归。这些讨论和重建措施实质上折射了民国时期回族婚姻中“变”与“不变”的特征：产生一定变化的是婚姻仪式与观念,不变的是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以及相关联的民族认同感,以维护族群边界。     

宁夏生态移民区回族妇女婚姻质量调查分析——基于永宁县闽宁镇的调查

在宁夏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移民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战略。伴随着移民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的转型,交往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从而引发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回族妇女传统婚姻观念与现代婚姻观念出现了不协调。基于宁夏生态移民区永宁县闽宁镇回族妇女婚姻质量问题的调查,对影响回族妇女婚姻质量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期望有效开展生态移民区回族妇女社会工作,就提高回族妇女家庭生活质量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论回族婚姻及"女子不嫁外"婚俗

伊斯兰教经典规定穆斯林不得嫁娶非穆斯林(或不信仰伊斯兰教者)的规则是回族婚姻通则,回族婚姻规则中没有所谓的“族外婚制”;回族“女子不嫁外”的婚姻规则自回族形成时期早已有之,是社会生活多种因素的产物。     

文化变迁视野下贵州回族的通婚及其礼仪规则探析

贵州回族精妙而复杂的通婚规则与仪式程序安排,体现了该区域共同体对婚姻关系及其因通婚而缔结的社会关系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这些婚姻规则的存续,确保了贵州回族数百年来婚姻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20世纪90年代后,贵州回族的婚姻规则及其仪式程式遭遇了巨变。这种巨变一方面赋予了贵州回族婚姻现代性的时代风尚,但也导致通婚关系、因婚姻而缔结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深刻转型。     

近百年来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对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的调查

以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为典型个案,将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以这四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为背景,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北京不同职业的回族人家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从婚姻中的民族因素、婚姻形式、家庭类型、居住形式、家庭内部各种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具体反映都市回族在择偶观、婚姻习俗、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分析探讨了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发生变化的因为.从透视回族现代婚姻家庭的走向,探讨回族发展变化的轨迹,反映回族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论回族家谱的特点和史料价值

家乘谱牒是我国许多民族记载家族历史的重要方式。与汉族家谱相比较，回族家谱具有一定的特色。回族家谱历来被学界所看重，是回族研究的宝贵资料，在探究回族渊源、回族宗法制度、回族婚姻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试论回族婚姻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从尊重妇女的基本权利、努力维护家庭的和睦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来看,回族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都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回族的婚姻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其他一些民族的先进性的东西。所以说,回族的婚姻既是宗教的,又是社会的,这些在加强民族团结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探讨价值。     

对回汉婚姻家庭的思考

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分布特点,使回族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中国西北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随着时代发展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与了解日益增加,随之有了回族与各族之间的通婚,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通婚。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充满了特殊性,主要是充满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生活习俗方面的问题。文章对回汉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生活中的问题做了初步分析,以期为回汉婚姻和谐有所裨益。     

试析西北回族妇女"外嫁"的心理内涵

目前,西北地区许多回族女子外出就业、升学等,随着视野的开阔、观念的逐渐转变,在婚姻上也出现“外嫁”的趋势。但由于西北地区回族等穆斯林,民族意识明显、宗教信仰虔诚,这既使得回族妇女“外嫁”非穆斯林男子遇到了种种障碍,又使“外嫁”妇女存在着痛苦、负罪、耻辱、恐惧、焦虑等复杂的矛盾心理。     

回族婚俗文化论

"民族-宗教"(ethnie-religious)的统一性和地域差异构成回族婚俗的显著特征.回族婚俗的"民族-宗教"特色是伊斯兰婚姻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影响下的结果,回族婚俗的地域差异是回族人口分布分散性的结果.在围绕婚姻缔结而发生的一系列民俗事象的背后,所表达和体现的是伊斯兰信仰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茶马古道的松潘回族与伊斯兰教

松潘是川西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历史上就是藏、汉、羌文化交汇之边地。元明清以来,随着回族移民不断迁徙进入松潘,松潘成为藏、汉、羌、回多元族群交汇之地。文章通过对元明清以来茶马古道松潘地区回族的迁徙,松潘回族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回族文化名人的考察,认为松潘回族伊斯兰教与松潘地域文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青海卡力岗回族语言认同的调查报告——以化隆县德恒隆乡德一村为例

藏语是＂卡力岗＂回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使他们与甘青一带其他回族在文化认同上形成了一定差异。藏语不仅是当地人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体现某些文化事象的重要符号与载体。尽管＂卡力岗＂地区的回族与藏族都说藏语,但他们之间在文化认同上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回族伦理道德要旨及其当代意义

回回民族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包含现实性和超越性两个层面。由于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其伦理道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的秉承，二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成分的吸纳和接收。肩负两种文化的回族伦理道德，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和变化着，但其所涵盖的主体精神始终保持着原初形态的积极性。回族的道德规范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为回族内部及其周围社会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回族商人——以20世纪初甘肃临潭回族商业实践为例

洮商即临潭回族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业群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他们依托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特殊位置,发挥重商传统优势,充当边地藏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商品交换的"中间人"角色。20世纪初,以皮毛贸易为带动的临潭回族商业发展繁盛,回族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种类等方面形成了适宜自身发展实际的商业活动特点,成为西部商品流通贸易的主力军。回族中间商沟通内地与藏区的商业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汉、藏、回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文化沟通和心理联系。     

论清代陕西回族经济生活变迁原因

有清一代陕西回族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前经济结构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和商业,农业经济活动日臻完善,达到相当规模。起义失败后演变为以商业为主,兼营畜牧和农耕。导致这种变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汉族在经济上对回族的依附。从回汉经济结构互补到汉族对回族经济上的过分依赖,极大阻障了回族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回汉民族关系的紧张。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日显窘迫,加之清政府“护汉押回”政策影响,使得回汉两族人民关系紧张。第三,伊斯兰教推崇商业的精神和鼓励经商的思想,无不渗透于回族社会经济生活中,对其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     

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

“花儿”歌谣与回回民族及其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回回多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实事，是“花儿”产生的人口因素。元明两朝，大量的回回人迁移到太西北屯田、戍边的情况，可谓“花儿”诞生的人文背景。屯田的苦难生活正是“花儿”歌谣产生的原动力。     

回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与民族认同的错位——关于江苏连云港回族社会的调查研究

连云港市的回族包括两部分：一是户口在市的定居回族,二是户口不在市的流动经商的回族。文章既探讨了当地回族的历史与文化现状,又分析了外来的西部回族的社会构成、文化适应以及与当地回族的社会交往和民族认同。     

论回族文学中阿訇形象的精神流变

回族文学中的阿訇形象,随着时代的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内涵：现代文学中的阿訇是承担着振兴族教使命的启蒙者,是伊斯兰传统＂创制＂精神的载体和象征;新时期以来的阿訇文学形象,从国家民族意识代言人逐步发展为个体民族精神的彰显者,他们凝聚了回族爱国爱教的政治诉求、崇尚清洁的精神旨归;进入新世纪,回族文学中的阿訇形象表现出在圣俗之间或徘徊或坚守的姿态,这标志着在当下多元文化冲击中回回民族不断反观自身、寻求发展。     

徽州“朝奉”考

明清时期的徽州 ,“朝奉”是对有社会地位者和富有者的称谓 ,尤其是对经商者的称谓。徽商中的投资人 (老板 )、经理 ,以及普通营业员都被称为“朝奉”。     

伊斯兰教代治理念与回族重商精神

伊斯兰教对回族民族性格的影响是深刻的。遍布华夏大地的回族人,他们在职业选择上都热衷于从事一种商业性的活动,富有商业精神。这是因为回族人相信真主在后世赏善罚恶的公平审判,他们为了求得后世的幸福,在今世尽力去完成真主赋于穆斯林＂代治大地＂的责任。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宗教伦理对回族人世俗经商活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回族人这种重视商业活动的精神及其实践,对我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平衡等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