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试论先秦儒法经济思想的斗争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遵照革命导师的教导,要了解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和斗争的实质,必须先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     

实事求是评价先秦儒法两家的思想

最近,看了罗世烈同志写的、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不是孔孟之道》一文(后面简称罗文),受到很大启发。过去,我们往往认为封建专制主义是来自孔孟之道,甚至把两者等同起来,批判封建主义就是批判孔孟之道,这是不确切的。罗文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读完罗文以后,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似乎儒家尽讲民主,唯有法家才讲专制;在中国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及其上层统治的帝王,实行的是民主体制,到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进入封建社会后,才出现专制政体。这种描述,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认为是值得怀疑的。另外罗文为要证明其论点,在材料的引证和解释方面,我认为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下面想就一些疑点和问题,谈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兼向罗世烈同志请教。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先秦儒、法社会整合观异同论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动乱、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急剧的变迁。在此数百年间,新的社会要素在不断增长,一步步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面貌,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往日的平衡和约束。如何使社会相互关系重新恢复平衡,这一过程或努力就是社会整合。对古代的思想家而言,他们对社会的种种观察和思考,都不能不对这一现象予以集中的注意,并因此对其理论学说产生重要的影响。先秦     

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中国历史上法家和儒家从来就是两个对立的学派。那些认为法家渊源于儒家,是儒家继承者的观点是荒谬的。阐明这个问题,明确儒法斗争的阶级本质,这对深入批林批孔,批判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想,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道、法管理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 ,以儒、法、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 ,经过长期的理性化后绵延至今 ,已为世人所接受。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管理思想、进行管理创新 ,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之一。     

《弘明集》中儒佛关于孝和礼的争论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受到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教的抨击。《弘明集》是最早记录儒佛道三家关系的文献,内含大量儒道诘难佛教以及佛教辩驳的文章,呈现了三教当时的基本情况。儒家对佛教的抨击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孝"和"礼"两点上。     

先秦儒墨学说的异质性特征分析

先秦是我国哲学思想的原发期,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儒墨学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在百家争鸣的学术舞台上平分秋色,并称“显学”。但作为“显学”的儒墨学说,在汉以后分为两途,儒兴而墨绝,其中主要原因应归结于两家学说的异质性特征的凸显。     

先秦“小人儒”审视

“小人儒”是与“君子儒”相对的概念。儒的阶层中有“小人儒”,他们忽视仁义原则,仅仅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满足口腹之乐,强调衣冠外表,子夏、子张、子游就是突出的代表。孔子界定小人儒有六点依据:注重外在事务,忽视内在修养;深入微观,宏观把握不够;注重功利需要,轻视或者忽视道义主张;对儒家实质认识和行为上有偏差;没有实行好“中庸之道”;加剧儒家分化,使道家、墨家、法家发展。俗儒、贱儒、假冒儒、衣冠儒、士君子就是历史上比较常见的小人儒。     

先秦儒法人性论对教育思想之作用比较研究

儒家讲性善 ,法家讲性恶。性善性恶把儒法两家的教育思想从内容到形式区别开来 ,同时也把儒法两家教育思想的矛盾联系起来 ,正是这种区别和联系使儒法两家在教育途径、教育内容、教材、教育方法以及教师的选择上都有所不同。从而构建了不同的教育理论体系 ,为封建道德教育取得成效提供了可能性 (性善 )和必要性 (性恶 ) ,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对后来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先秦——西汉冶铁技术的发展看儒法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国的钢铁冶金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都是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明创造的。法家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钢铁冶金技术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冶金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奴隶暴动的风雷震撼了奴隶制社会的大厦。特别是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更是沉重的打击。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也起来向奴隶主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夺权斗争。封建制要代替奴隶制,已成为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生     

先秦儒、墨、道、法家君臣关系理论浅析

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家为代表的各大学派针对君臣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儒家认为君臣关系应建立在礼义基础之上,墨家认为君臣之间应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关系,法家认为君臣之间是纯粹的利益关系,道家则主张以“无为”处理君臣关系、分配君权与臣权。对这些理论进行探讨,发现其价值、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并吸取其可资借鉴处。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黄巾起义与三国儒法斗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不少法家代表人物,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行法家路线,同儒家大族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曹操和诸葛亮,就是这一时期法家的杰出代表;刘备与孙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与执行了法家路线;其他如郭嘉等人,也是比较著名的法家。法家代表人物的出现和法家路线的先后推行,逐步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恢复与发展了社会生产,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气焰嚣张的儒家路线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学者师商(鞅)、韩(非)而上法     

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比较

战后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法德在短短10多年间顺利实现了从宿敌到盟国友邦的历史性和解,而中日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反而陷入困境。德日不同的民族心理、对待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认知以及中日之间互信与交流机制的缺失是法德和解与中日关系困境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建立有效的互信和交流磋商机制,同时继续重视民间交流。     

身体话语与先秦儒、道美学

如果从身体存在的视角来审视先秦儒、道两家提出的哲学(美学)范畴,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在把身体看得至高无上,充分肯定身体的同时,又无一例外地强调压制身体,强调修身的重要性;道家则把人标榜为超越主体,忽视身体存在,讲求无知的艺术。对身体存在的这种意识和态度上的差异,即儒家以悖论的眼光关注身体,道家以撇开的方式对待身体,先在地确定了儒家美学以肯定现实生命作为其根本,理性入世,道家美学以感悟生命作为根本,认为修身并非行为方式,而将修身界定为超脱此世价值的基本走向和特征。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