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格理论评介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到戊戌变法(1898年)的将近四十年中,是我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国内经济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反映在我国当时思想界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既有坚持封建阶级利益和封建传统教条的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思想,又有反映买办官僚集团利益的洋务派的思想;也出现了代表刚从地主阶级中转化而来的早     

戊戌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一八九八年前后戊戌变法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政治集团有三个,即维新派、洋务派和顽固派。光绪皇帝同前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光绪皇帝个人的政治活动同维新派、洋务派的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如同几股激流形成的旋涡一样,呈现出一种眩目的复杂情况。按政治观点来划分,光绪皇帝是属于维新派还是洋务派?     

戊戌变法运动性质辨析

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究竟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在学术界曾一再出现过热烈争论，大多数同志都认同其性质是属于社会改良。然而前不久，有的论者又提出其性质属于社会革命而非社会改良的新议。对此，笔者因有不同看法，特提出浅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不能将洋务派与顽固派等量齐观该文作者（以下简称“该文”）一再将顽固派与洋务派相提并论，并把两者一律视为“血腥镇压”戊戌变法运动的元凶巨憝。其目的在于突出维新派的“革命性”，表明它与洋务派没有任何思想上、行动上的联系与瓜葛。那么，洋务派与顽固派是否是一丘之貉呢？答…     

也谈王照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身份

王照,字小航,号水东,直隶宁河人。光绪甲午进士,授庶吉士,后改官礼部主事。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不顾顽固势力阻挠,大胆上书言事,轰动朝野。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通缉,乃流亡日本。关于王照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身份,史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王照是“一个倾向于慈禧集团的洋务派人物”。另一种则认为,“他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分子和著名的维新志士。”王照到底是一个洋务派人物,还是维新志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和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进程,就前80年的总体来看,当西方列强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中国封建的大门后,首先起来行动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运动,他们对封建统治进行武器的批判,打击了顽固派势力,改变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充当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清道夫。迫使统治阶级调整政策,从而使洋务派即地主阶级改革派登上历史舞台。洋务运动从军事上、经济上在中国传统封建堡垒上第一次从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揭开了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物质基础,并传递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接力棒。早期改良思想家协助和督促了洋务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近代化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戊戌变法及其后的清末“新政”,则是从思想和政治上掀起的启蒙运动,点燃爱国与民主的烈火,进行资产阶级参政、改革的初步尝试,敲响了近代两大主题的二重奏:即不但引进了西     

洋务派主持下中国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起步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期间30多年,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士绅,他们与封建顽固派不同,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建新式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通过这些措施,尝试了中国式的近代化道路,这个过程充满了个性特色,与西方各国的近代化过程相比,差异明显,其中有三个特点,简直与西方近代化过程大相径庭.     

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

何谓“一身四任”?即在大体上同一个时间里——一八八○年前后几年,郑观应有着四重身分,他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剧变,阶级关系也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小生产者在迅速分化,新的官僚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产生和形成。处于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阶级属性往往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例如说某人是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某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又由于社会变化迅速,不少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也在跟着变化,例如说某些人由顽固官僚、买办士绅转化为洋务派,某些人由洋务派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某些人由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为民主革命派,等等。但象郑观应这样在同一时间里一身四任者,却是仅见的。解剖一下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将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矛盾的了解,也将有助于对郑观应本人的进一步了解。     

中西封建经济结构“三位一体”的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土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重大特征,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因为它使利润转化为地租,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并把最稳妥的生息形式和获取高效收益的形式揉为一团,致使货币权成了巩固土地权和封建特权的武器,造成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互相流动、转换”,“无法形成一个和地主阶级相对抗的第三等级”。对此,笔者难以苟同,现用比较研究方法试予分析。     

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内涵

19世纪40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难之时,先进的中国人救国图存的第一声呐喊,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它的提出者,是一批从清朝统冶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官僚和开明士大夫,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最初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这是一股既区别于旧式农民阶级,又不同于早期资产阶级,也有异于当权的封建顽固派的社会力量。他们反对外国侵略但不盲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印度古代社会和文化

一、印度古代社会 印度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半奴隶和全封建式的种姓划分制,或简称“种姓制”。种姓,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阶级”或“阶层”。种姓制就是阶级社会。印度古代种姓(阶级)主要有四个;婆罗门种姓、刹帝利种姓,吠舍种姓、首陀罗种姓。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对改革的阻力之一——旧习惯势力的剖析

“左”的影响与旧习惯势力是改革的两大阻力。本文试对旧习惯势力作一些剖析。 习惯,是社会生活在社会个人、集团、阶级、阶层等意识中的反映。它经过历史的沉淀、演化,及某种阶级的理论影响,会变成一种社会心理、社会现象、社会力量,通常称为习惯势力。习惯势力对社会物质生活有巨大的反作用。反作用的性质如何,是由习惯势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如封建迷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孔孟的阶级属性不同吗?

关于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孔孟二人的阶级属性,近几年来,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改良派”,而孟子则是“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思想“不一样”,应当把孔孟二人“各从其时代特征、思想实质区别开来”。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容闳不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吗?——兼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性质及其关系

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年)是不是近代中国資产阶級改良主义者?对这問題有两种不同的見解。我认为容閎是早期改良主义者。(見《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拙著:《容閎<教育計划>的实质及共影响》)有人认为“容闳不仅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而且是封建統治集团的洋务派的重要角色。”(見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王永康:《容闳是近代中国資产阶級改良主义者嗎?》)討論一下这个問题,对于評价容閎这一历史人物固然是必要的,就是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改良派与洋务派的性质及其关系也很关重要,特別是对于許多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評价問题关系更大。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