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

传统的经典细读以回归原义、确立定于一尊的权威阐释为宗旨,这种客观主义阐释观不符合审美接受规律,也无益于发挥经典的现代审美功能。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审美接受过程之中,一件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便是无数读者创造性阐释的历史成果。因此应当在经典阐释中倡导和确立接受史意识,在历史透视中进行经典细读。接受史细读有多重思路,可概括为四:经典化进程的历史考察,文本意蕴的历史阐释,艺术影响的历史展示,接受史细读与诗学研究,这也是由浅入深的四个环节。     

后经典时代:经典生产机制的失落与经典的失序

进入后经典文学时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丰裕化甚至"超量供给"的局面,经典式微已不可改变。而文学的市场化和大众化、社会的信息化发展等因素也都对传统经典生产机制提出了挑战,经典文学时代行之有效的那套经典生产机制开始失落,其对经典的绝对权威认定已经基本失效,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机制"正在形成:经典生产开始更多地取决于现代经济资本而非传统的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所奉行的是经济法则和市场逻辑。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量文本冠以"经典"之名被生产出来,最终导致经典生产陷入处于无序状态。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古代文学经典观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观念经历的漫长嬗变过程揭示出两个显著事实：首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从依附于经学到逐渐独立，过程漫长，且一直存在经典与反经典，即经典的树立与推翻问题，因此，经典的起伏和波动，以及围绕经典的争论在所难免。其次，中国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围绕经典展开的，经典每次成为扭转和改革文风的重要武器，发挥着典范的作用。人们从经典当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从而树立新的典范，这说明古人在学习经典的时候，也不断地发现并树立着新的经典。     

戏剧本质体认与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化运作

与同时期的其他文体相比,中国现代戏剧经典作品的积累较为薄弱,这与现代剧作家对戏剧本质总体把握的某种歧误有着密切关系。戏剧的本质特性在于情节构思、人物刻画及表演形态等方面的合理炫张。中国现代戏剧通过对传统戏曲的反思与批判,初步形成了以文学性取代戏剧性的体认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戏剧经典化的进程。此后,在艺术规律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戏剧通过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合理炫张逐步走向经典化。然而,以曹禺关于《雷雨》"太像戏"的反思为代表,对中国现代戏剧本质的科学认知再次遭受挫折,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合理炫张在理论上面临着被错误搁置的命运,中国现代戏剧进一步经典化的运作由此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论文学经典的阐释维度与空间

文学经典的阐释只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是向着未来无限开放和敞开;任何一种阐释维度和视角都有其澄明的一面,又有其遮蔽的一面,审美阐释、意识形态阐释和文化阐释这三种阐释维度都有各自阐释的必要性、合理性,阐释的适应性,阐释的重点,阐释的洞见与遮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类型的经典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一种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实践中要防止一种维度对其他维度的掩盖,理想的阐释效果应是三种维度的完美结合,形成一种"张力".     

语境变易与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

经典文献是在语境中被理解与阐释的。语境可分为文本语境和超文本语境两大类别,对于古代经典文献而言,超文本语境主要是文化语境。文化语境对文本语境具有“投射作用”,不同层次文化语境的变易,都可能导致阐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经典文献进行“理据重构”。另一方面,汉语语词的多义性和文句关联的可塑性特征,也为文本语境的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从而从言语训诂的角度为经典阐释的“理据重构”提供了学理支撑。“理据重构”是经典阐释的重要内在机制,也是经典阐释能够不断因应时代发展,彰显经典文献时代价值的根本原因。     

印度经典汉译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自汉代以来,中国翻译了大量印度经典.古代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以佛教经典为主,兼有哲学、天文学、医学经典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得以丰富,翻译经验得以积累.唐宋以后,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走向衰落.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再次开始关注印度经典,尤其是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上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组建、培养精通印度语言的专业人才队伍,印度经典的汉译由此取得重大成果,其关注领域较之古代亦有很大变化,并且在印度两大史诗、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经典、古典梵语文学作品以及现代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文学作品等领域成绩卓著.近年来,商业化的翻译实践有所发展,但面临诸多问题.当前,结合中印两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重要性和可行性,中国最值得也最适合开展印度古代及中世纪经典的汉译,翻译过程中须注意借鉴已有的翻译传统.     

博弈:在解释学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对传统经典的历史理解与当代阐释的学理探讨

从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去观照当代"于丹现象"引发的有关传统经典的阐释论争,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质不过是中国经典解释史上的原意观与多元论之间博弈的延续与回应.中国经典的理解史和效果史告诉我们,对待文化经典必须尊重以原意观为中心的"我注六经"式的历史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而对待文学经典又必须沿用以多元论为中心的"六经注我"式的相对主义理解模式和阐释思想.不仅如此,崇圣尊经的文化传统及其具备的形上之维和终极价值已经注定了任何偏离经典本旨的任意解读最终只会因为冲淡了经典的权威性而导致对经典的解构与颠覆.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如何通过对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探讨这一领域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创造个性等问题,梳理出其中一个连贯的经典谱系,阐明其与本土的联系和区别,既有助于把握这一特殊汉语文学传统的发展和特质,也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本土文学互动,还将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