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

周秦诸子作为密切关注现实的思想家,以现实为思想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以历史为智慧的源泉与立论的依据。他们立足今天而反思过去,古今联系而相互比照,换位思考而得出结论,以史为据而抨击时弊。周秦诸子之书虽然成书年代不同,语言风格各异,政治主张有别,论述内容各有侧重;但多为论议时政而发,博古与通今紧密结合,于现实的批判中隐含对历史的批判,于历史的批判中贯穿对现实的批判,把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我们探讨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把握其思想大义与理论精髓,对于认识社会现实与体察历史大势,有着重要启示与鉴戒意义。     

论周秦儒学勇德类型及其当代创新

当今世界,国家与人民的发展面临着复杂艰巨的内外双重困难的挑战。突破困局和坚持自我的前进道路上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勇气、恒定不改的勇德。现实的勇力、勇气转化至抽象的勇心、勇志乃至勇德,“勇”的正面价值的发扬、负面作用的抑制,其中自有历史的路径与规律。周秦儒学诸子,特别是孔子、孟子、荀子,对勇与勇德问题都有专门论述,并将勇德精神高标为至德,区别出二分、三分类型各一种,两种四分类型以及其中蕴含的一种六分类型。周秦儒学对勇德问题初步的体系研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可资今人借鉴。     

周秦时期的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健身启示

周秦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周秦时期养生思想的发展动力、产生的理论基础,寻求周秦养生思想与现代社会健身理念的挈合点：遵循良好生活规律,适可而止、适度及循序渐进的思想;养生、养心、养性、养情、养神协调平衡发展思想,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思想等健身的理念。     

略论秦汉变革之际的叔孙通

秦汉变革之际，叔孙通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审时度势，应变自如；持守儒家学说，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他几经周折，终于取得汉初统治者信任。汉初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学至汉武帝时得以成为显学，叔孙通功不可没。     

2006年周秦伦理文化研究综述

2006年对周秦伦理的研究不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呈现两个特点:第一,周秦伦理研究仍以儒家的理论为主要基础,但已向诸子延伸.其二,研究的新视角扩大,如:生态伦理的研究内容较之以往更详实;家庭伦理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从周秦伦理文化中寻找和挖掘古人的道德价值的精髓,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借鉴和启迪是十分必要的.     

宋元之际诗论家的陶渊明论

与宋金诸人相较,宋元之际诸论家对陶渊明的讨论,在沿袭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延伸。其一,在肯定其气节时,流露出深闵其志的心态。其二,综合前人之言而称道其知道任真的生活态度及高逸情趣。其三,与前人相较,进行了一个新话题的讨论,即对后世诗人"和陶诗"的讨论。此外,诸人也肯定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开枝散叶之功。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周秦伦理与美德教育——在大学开展周秦伦理研究与传统美德教育的探索之路

陕西宝鸡是周秦文化发祥地,在这块土地上周人创造了以德治为核心的信念伦理体系,秦人创造了以法治为核心的责任伦理体系。传承周秦伦理文化优良传统,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是大学教育义不容辞的义务。宝鸡文理学院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是陕西省教育厅2005年首批立项建设的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基地建立以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在国内外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声誉。同时,用周秦伦理文化的精髓与有益营养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取得了公认的良好效果,曾受到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专家的一致认可与肯定。     

周秦伦理文化的内涵、核心和价值

无论“周秦”,还是“周秦伦理文化”的概念,都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在广义上,不仅有观念形态和行为形态的伦理文化,而且有制度形态和器物形态的伦理文化。周人创造的伦理文化以道义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秦人创造的伦理文化以功利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研究周秦伦理文化,对认识道德价值和树立正确义利观;对治国理政和管理;对认识人性本质和构建和谐社会;对科学对待传统行政文化;对丰富现代人精神生活等,都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

利用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复原东周秦汉时期岭南与海外和中原内地进行物资交换的历史实际,表明当时岭南人已具浓烈的商业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又与接受当时中原内地的文化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先秦军事禁忌刍议

军事禁忌散见于先秦兵家文献,但论述相对较少,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材料相互印证,可以看出,禁忌思想对具体的军事行为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战争的进程及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天时、地理、人事三个角度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和作用,可以构建先秦军事禁忌的大致框架。     

秦汉时期诽谤罪论考

秦朝时期,诽谤罪的基本内涵是指"非上",即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政者人身或其言行的非议。两汉诽谤罪的对象有所扩大,定罪多不依法律条文而依据统治者的意志;处罚措施因为客体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反映了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法网更密但君权高于法律的情况日益严重。     

东周自尊复仇问题探究

东周时期,复仇现象极为普遍,其中自尊复仇占了很大一部分,凸显了当时人们鲜明的自尊心理。自尊复仇的大量出现,与"天道观"的变化及民本思想的深入人心、宗法制下与君主有血缘关系的群体自尊心理的放大、"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氛围、"礼贤下士"之风的盛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中华民族不为外侮的民族精神和气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秦汉之后,由于专制空气日浓,人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挤压,自尊复仇的现象不再大面积出现,隐讳温良处世的民族性格得以定位。     

《福建农工商官报》与清末新政初探

《福建农工商官报》是福建推行新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作为清末新政的舆论阵地,它以报刊这种特殊形式,客观地反映和贯彻了清末新政时期福建的农工商政策,一度在福建农工商业发展中起到领航作用;见证了近代福建"以农为本,工尽其事,商尽其交通运输之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产生、发展、报道内容、经营方式乃至最后凋零都与清末新政有着千丝万缕,戚息相关的关系。对此课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再现福建农、工、商业近代化进程。     

周代①“天”观念探源?--文献与考古的双重视野

近些年在诸如郑州西山、襄汾陶寺等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逐步祛除了相关历史文献中的一些存疑之处。作为周代重要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国先民对“天”的系统化认识和实践应用大致形成于尧、舜、禹时期。优越而又特殊的地理生存环境、华夏先祖稳定的氏族定居生活,以及早熟的农业生产活动是促成天观念形成的根本因素。     

虢秦关系论

西周时期,西虢坐镇于雍,讨伐戎狄,为周王室守京畿西门。秦人奔走于陕甘之间,牧马伐戎,为周王室保西陲。虢与秦无论是肩负使命,还是活动区域和内容,均有交集,其关系隐而不显。西虢终结时,秦国始立国;虢国灭国时,穆公始争霸。虢与秦看似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在春秋争霸的战略大格局中息息相关。虢国是秦晋争霸的牺牲品。晋献公灭掉虞、虢,抢占茅津、殽函,称霸中原。秦国东进受阻,转而称霸西戎。东周顿失臂膀和屏障,更加衰微。虢唯周王马首是瞻,恪守周礼,参与周政,尚武尚勇,征伐不休,日趋保守,终被晋亡。同样尚武尚勇的秦东源西成,大起大落,进取功利,勇于变革,最终一统中国。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工商业问题

工商业问题是苏南土改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着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对苏南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苏南土改所制定并执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既符合当地的实际,又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西汉盐铁会议对工商官营政策的批判

西汉盐铁会议围绕工商业实行官营还是民营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贤良文学们对工商官营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国家实行工商官营破坏了贵义贱利教条,违背了农本工商末观念,且经济绩效低下,带来了各种不良后果。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工商官营政策,积极倡导实行工商民营。贤良文学们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制订,仍不失其历史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