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适应性问题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与社会主义是否相适应?适应程度如何?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1 就其原始观念来说,宗教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心灵轨迹,一种心理活动。它原本是内在的、内省的,是人的心灵之梦。这是宗教的自然性质。此意义上的宗教,仅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之自我—自我之心灵与人之外部自然的关系,而     

净化与拯救——古希腊净化观念综论

净化是古希腊文化系统中十分重要的观念,是古希腊人拯救自我与完善自我的一种方式。最初来源于原始而神秘的宗教观念,经过演化,发展到理性的阶段。净化是人的一种自我教化,是人对自己直接性和本能性的超越,是摆脱肉体的控制、升华到精神与理性高度的艰难历程。     

群体自我超越的困境及其途径探究——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浅析

尼布尔认为,人本性中的非自私冲动赋予了他一种超越自我去追求生命永恒性的能力,促使他与其他生命共同体达到某种和谐.这种自我超越性在个体上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尤其是将理性和宗教作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资源而言,都为个体的自我超越提供了助力.但当个人进入到社会,由于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共同体,理性资源的匮乏、宗教资源的局限、国家自身的虚伪与自私、特权阶级间的伪善与自欺,使得个体的自我超越能力在社会中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形成群体自我超越的困境.通过对强制的分析, 笔者认为,实现群体自我超越的有效策略应如尼布尔所言,将强制手段与理性道德和宗教仁爱相结合.     

观念与经验的胶着、分离与再关联——华西边疆学会传教士的西南山地民族自然崇拜论述之研究

本文考察的是民国期间部分外国传教士的西南山地民族自然崇拜论述,阐述其比较宗教研究的特点及其与知识、文化遭遇情境的关系。认为传教士在知识、文化遭遇情境中感知和经验的世界与其自我世界是一种胶着关系。在文化遭遇情境的张力中,比较宗教研究路径成为其确认自我意义世界与重组"自我"与"他者"意义世界关系的方式。     

神的三界与人的三界——论鄂西民间神话中的原始宗教意识

宗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因而在那些本身是颠倒了的世界和人们没有自我主宰力量或自我主宰力量较弱的时候,宗教意识的产生就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苦难就是宗教的光明。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宗教信仰

明清徽州社会对佛教和道教是比较排斥的,但佛教教义对妇女却特别有吸引力。明清徽州大量的节烈妇女,过着一种极为幽闭的生活,必然要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她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其形式以在家吃斋、诵经、奉佛为多,也有入寺烧香及出家为尼的。她们信仰宗教的动机包括消弭痛苦、抵抗逼嫁、祈福禳灾及寄托来世等。她们正是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抚慰失去亲人的创伤,祈求未来的平安,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安慰。     

温暖灵魂的神圣之光——“宗教情怀”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

仔细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许多作品中都浸润着一种“宗教情怀”,它是一种更为深厚、普遍的人生终极关怀,它可帮助人们重新回归理性自我并获得生命的热望,直面生存困境,完成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同时,“宗教情怀”对于人们重新解读一些作家、作品或思考创作和鉴赏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都给予了丰富的启示。     

从“人民的鸦片”的理解误区浅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单地理解为＂人民的鸦片＂和无神论是有失偏颇的。宗教有其积极意义,它是社会的产物,是人本质自我异化的结果,也是一种带有神学色彩的哲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宗教的作用。     

试析夏目漱石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将漱石小说置于东西宗教文化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可知宗教对漱石创作的影响.漱石文学展示出的宗教情结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他极力批判对神佛的偶像崇拜,又憧憬宗教的伦理要素和超越思想,认为宗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安身立命,而是突破人的私我,达到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的和谐.     

宗教道德初探

宗教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宗教与道德密切结合、相互渗透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神学教义。它与世俗道德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宗教道德的社会功能具有双重性,即:神力制裁功能与自我制裁功能;调节功能与抗争功能;杀戮功能与补偿功能。在人类历史上,宗教道:德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自身的形式和内容。     

试论唐君毅的上帝观

现代新儒家里,唐君毅最具有宗教情怀。在他的宗教思想中,曾系统地表达了对基督教、佛教和儒家里终极存在或上帝的看法。唐先生认为,虽然三教分别走着通达形上实在的不同道路,然而在道路的终点却可以达成共识,即神心、佛心、本心具有同质性。唐先生这一观点,是站在儒家心性论的基础上关于三教对话的理论洞见。     

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

中国宗教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刻。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儒、佛、道（道家和道教）形成支撑思想、文化发展的三大支柱,因而更加强化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宗教与文学二者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情形十分复杂,包括积极的、消极的方面;宗教作用于文人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等等诸多层面,成果极其丰硕,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对于宗教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古代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心理对元朝政治的影响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主要是由于他们传统宗教文化多神教萨满信仰的强势存在。在中国历史上,佛、道等宗教的隆盛,很多是因为统治者对神道设教的扶持和宣扬;元代各种宗教并存,而且达到相当繁盛的地步,主要是由于蒙古贵族虔诚的神灵思想的作用。元朝统治者只是出于朴素的功德或功利思想尊崇各种宗教,而并没有把宗教作为设教化民的统治工具。     

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美育思想

蔡元培所处的时代是蔡元培美学思想产生的现实土壤。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如何救国家于危亡之中,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方法。蔡元培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用宗教思想来拯救国民和国家的思想,并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造成完全人格。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力地打击了宗教封建势力,促进了中国科学、民主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论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从有机宇宙论到对话研究方法论

经怀特海、哈茨霍恩、科布三代人的发展,“创造性转化”被确立为过程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贯穿于其宇宙论和方法论。以强调生成和内在关系为特征的有机宇宙论是“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的基础。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则被运用于多元处境下的宗教对话研究,它倡导在尊重差异的同时走上一条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道路。过程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想适于中国处境中的宗教学研究,尤其对宗教乃至文化对话具有启发意义。     

澳大利亚宗教的特征

澳大利亚是个以白人移民为主体 ,又有土著人 ,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国家。在宗教方面 ,本土的土著宗教和外来的移民宗教和平共处 ,自由存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不同的宗教、教派拥有不同的信众 ,但任何一种宗教、教派都没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大。因此 ,澳大利亚虽宗教、教派众多 ,但没有国教     

宗教社会科学:内涵与价值

宗教社会科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视角,对宗教的实证研究,包括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客观性和实证性是宗教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宗教社会科学力求对宗教现象做出中立与精确的描述和解释,并以此区别于宗教界、政府、公安等部门对当代宗教的关注。宗教社会科学的进步有助于建立符合中国宗教实际的宗教学一般理论,同时也有益于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国家观

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是宗教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核心。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现象;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国情具有＂五性＂的特点;宗教问题关系到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新中国的各种宗教为国家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尊重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必须在法律政策范围内活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的渗透;宗教应辅助社会进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和谐。上述观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宗教选择与信仰自觉:滇南苗族宗教生态急剧变迁的理性反思

民族地区宗教生态问题发生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外来宗教与民族传统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宗教的传承和创新问题。当代滇南地区苗族宗教的发展及其变迁的事实表明,宗教的几度转型及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给苗族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发展带来的动荡和冲击,实质上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如何对待和理解外来文化和宗教的传入与融合的问题。就当前苗族文化与宗教发展的趋势而言,信仰自觉的正确把握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滇南苗族地区宗教生态平衡与否反映出来的宗教问题,已远超出了宗教信仰自由与否的宗教理解。     

论尼采宗教批判的力度与局限

文章介绍了尼采宗教(尤其是犹太-基督宗教)批判的主要论点,并且表明,这一批判揭示出了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思考的主要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道德取向。作者认为,一方面,尼采的批判未能看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这一形而上学既能顾及尼采的大部分关注,又未放弃一种哲学的、甚至一种特别的形而上学的取向;另一方面,尼采也未能充分理解,在犹太-基督教的宗教和伦理传统之中,存在着一种道德的、法律的、甚至政治的理性和权力结构,这种理性和权力结构深深植根于古老的东方思想,直到如今,还在西方人道主义的道德织体中提供着最为重要的伦理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