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孙思白先生与民国史研究

作为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和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奠基人,孙思白先生在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取得了丰富的拓荒性成果。他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三篇重要论文,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他的民国时代是"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捍卫学术独立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的学术著作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民国西北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进著《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

刘进副教授的新著<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7月出版.这部书收在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主编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里,它是一部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民国甘宁青历史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出版表明民国西北史的研究已经从内容上、方法上和材料都转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     

论民国女性词的创作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词人,在民国词史上颇为炫目。通过对民国女词人的生平、词集、词学活动、创作经历等问题逐一考索,可以发现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具有以下特征:词人主体身份多样化,创作状态"传统"与"现代"并存,创作主张的"失声"与"高调"同在,创作主旨新变与故常、词境的开拓与守旧、词艺精工与平庸共生,词风个性张扬与流于平常。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在民国词史、女性词史以及女性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国视野"的出现,不仅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史学上,民国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断代考察的可能;作为一种用"空间"结构文学史的新范型,可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正常的时空结构之中;而作为一个中性历史空间,可以避免"现代"抽象空间对"人"和"文学"丰富性的压制,从而可以最大可能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民国"为文学史研究加入了"空间"维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丰富局面。     

近二十年来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上海帮会研究阐述了其演变与特点;分析了其与共产党、工人运动、国民党、资产阶级问之复杂关系;并对"帮会三大亨"进行了述评.考察学术界近二十年来民国上海帮会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上海帮会的研究尽管取得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不足之处,表现在帮会史料急需整理、理论分析有待提高、研究成果尚须继续深化.     

民国秘密社会史的一部力作--《民国绿林史》评介

上海师范大学邵雍教授的新著《民国绿林史》最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邵雍教授是中国近现代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颇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此前已出版《中国帮会史》(下编)和《中国会道门》两部专著。不久前问世的这部《民国绿林史》是作者在该领域辛勤耕耘的又一可喜收获。《民国绿林史》的选题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言:“绿林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牵涉面很广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现象。”民国时期,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久已有之的绿林蜂起,几乎遍布全国。这些绿林势力形形色色,不仅成为民国史上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国史馆”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

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的成立,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这场学术争论自1940年筹委会成立持续至1947年"国史馆"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国史馆"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馆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其中朱希祖、但焘、金毓黻、郑鹤声等史学名家的观点很具代表性。经过深入探索和广泛争鸣,"国史馆"最终兼采我国传统史体和西方史体,按纪、传、表、志确定民国史体例,并积极付诸实践。民国史体例之争,深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我国史学自传统而现代的一个缩影,丰富了史学发展的内容,推动了当时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今天我们思考"国史修撰",也很有参考价值。     

“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的学术论衡

本文对近年来出现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与辨析,认为"民国文学"说不恰当地攻击了已为学界所广为使用的"现代"、"现代性"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性概念,体现的并非文学史观的进步。另一方面,"民国文学"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依据、分期界限等也存在偏颇,即过分强调了国体、政体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却忽视了其世界背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一种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     

《民国新疆史》近日出版

由陈慧生、陈超二位研究员合著的《民国新疆史》一书,近日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无疑是新疆史研究中的一件喜事。陈慧生、陈超二人长期从事新疆地方史研究,特别是对近代新疆史研究造诣较深。此书是在承担国家重点项目《西北通史·现代卷》的基础上独立成书的,是新疆民国时期历史的第一部专著。民国新疆史是新疆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段历史距离今天比较近,因此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对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民国新疆史对进一步认识了解今天新疆有着重要意义。《民国新疆史》全书共十九章,约３５万字,时间从…     

关于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思考

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形成不同的主张：或以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标准,或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或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为分期标准。这些标准都不符合中国通史的学科分期要求。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其分期应当以社会形态的变迁为标准,应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模式,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的准备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时期或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或现代社会主义时期。     

略论现代化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西学东渐、中国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的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本文从现代化的新视角讨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拓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以简驭繁 返本开新——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浅析

潘新和的中国写作教育史、写作教育思想史研究,不仅具有写作学研究的拓荒意义,更具有学术研究导向意义。他在许多人忙于横向引入,忙于建构新体系的大背景下,站在现代写作学的制高点上审视梳理传统,以期返本开新。他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挟发出历史悠久、卷秩浩繁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中“三对矛盾”,以简要清通的文字,疏通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内在脉络,勾勒其演化轨迹,收到了以简驭繁之效。作为第一部“中国写作教育思想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刘师培治学特点平议

刘师培身处清末民初．其学术亦由传统走向现代,终归完成了现代蜕变。刘师培是刘氏家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左传》学多承自家传。刘师培治学试图纠合传统学术分歧,等视经史、平分今古、持平汉宋、会通中西,但是随着现代学术观念与学科的建立,他的努力最终并没有结果。综其一生来看,刘师培在论学上力求会通,但有时将彼此互异的东西纠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矛盾,融而未化是其特点。在生命晚期,他沉浸学术之中,在学术上逐渐走出经学误区,走上了学术专业化的道路。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是美国 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 )进行剖析 ,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 ,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 ,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论陈独秀的青年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中共早期领导者,陈独秀对青年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青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给予了极高的定位。陈独秀关于青年教育的思想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对加强当今的青年教育,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