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年谱

前记《旧唐书·高适传》称“有唐已来,詩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不仅是盛唐著名的詩人,在政治上的确也取得一定的地位,故两唐书都有他較詳的传記,給我們提供了了解其生平的重要线索。然于詳細研究其創作,仍嫌籠統。本譜主要取证适之詩文,加詳其行迹,以补本传之不足。但是,由于材料所限,难以每年系事,即所系者,亦很粗略,疏漏之处不少,还只能算作一个略譜。王达津同志近撰《詩人高适生平系詩》,載《文学遺产增刊》第八輯,笔者参考,有所获益。但其在材料的理解与运用上,頗多值得商榷之处,因而某些結論也就难以信从。为避免文字滋蔓,不能在本譜中一一相辨,仅擇要辨之,其他异处,讀者对照参閱自知。譜中征引諸詩,于題下括号內用字碼注明出处,采用之版本,系《四部丛刊》所收明活     

高适诗地名考证

读了刘开扬先生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以下简称《笺注》),我认为其中有的地名的注释需要讨论。今考证如下,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和刘开扬先生。青阳门高适《登百丈峰二首》之二云: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四海如鼎佛,五原徒自尊。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笺注》以此诗为武威时所作,而且考订“五原徒自尊”应作“五凉更自尊”     

高适年谱诸疑考辨

笔者一九六二年作有《高适年谱》(以下简称拙谱),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后来继续研读高诗及有关材料,发现原来的某些意见已不妥或有误。特别是陆续读到关于高适年谱的新作,如彭兰同志的《高适系年考证》(载《文史》第三辑,以下简称彭谱),傅璇琮同志的《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见《唐代诗人丛考》,以下简称傅文),陈铁民同志的《高适何时入河西幕》(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三辑,以下简称陈文),周勋初同志的《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九月出版,以下简称周谱)等,各有一些新见,颇受启发和教益。然综观诸谱,仍觉高适行踪中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商讨,现提出浅见,就教于诸家及读者,并顺带正拙谱旧误。     

高适送别诗初探

高适的诗作,传存至今的约有250首左右,其中仅在诗题中直接点明为赠离送别的作品,就达69首之多,占他现存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二。可见,送别诗实在是高适诗歌的一个大类。前人对高适的研究,往往只注意他的边塞诗,而对其送别诗不免有所忽略,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动因之一。     

高适古体诗用韵考

唐代边塞诗经历了由初唐四杰时代的长篇边塞诗,到盛唐初期三王开元时代的短篇乐府边塞诗,再到盛唐中后期高岑的七言歌行式的长篇边塞诗的转型。高适的歌行边塞诗,正是这种转型的关键。高适现存古体诗148首中,多用七言古诗,用韵较宽,多用古风歌行,一首诗中常出现换韵,换韵方式多种多样,换韵的第一句大多押韵,邻韵之间同用的情况较多。     

简论高适岑参诗风异同

高适和岑参都是杰出的盛唐边塞诗人，他俩的创作既有同工之妙，又有异曲之别。从选材看，他俩都着力描绘边塞风光和边塞战争．但高诗主理，岑诗主景；从风格看，他俩的诗作都慷慨悲壮，但高诗多悲，岑诗多壮；从表现手法看，他俩都善用对比、夸张，拟人等手法，但高诗尚实，岑诗尚奇；从语言看，他俩都注意提炼推敲．但高诗尚偶，岑诗尚散。之所以形成这些特点，与他俩所处时代和经历不同相关。     

论高适的佛教意趣

高适交往僧侣、皈依密宗,曾接触到一些佛教义理,其诗歌中常引用佛教词语,一些诗作中还流露出淡忘世事、追求清净的心理。高适创作十余首登临佛塔寺阁之诗,诗人常在高阁巍塔上感叹造物高远,并联系佛教义理生发感悟。高适对佛教义理理解始终肤浅,诗中描述的澹然空寂之心灵境界,反映诗人于仕宦困境中矛盾犹疑的心态。     

高适、岑参边塞诗比较

高适、岑参同为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向来被并称为“高岑”。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边塞战争,表达自己立功边塞的愿望,以及描写边地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但在写作手法和风格特色方面两人侧重点又各有不同:高诗叙事、写实、议论,思想深刻,现实主义气息浓厚;岑诗写景、描写、抒情,富有艺术个性,浪漫主义色彩突出。本文主要从思想情调、写作手法、风格特色三个方面比较高、岑边塞诗的异同。     

高适诗文系年稿

高适,字达夫,渤海蓨人.行三十五.《旧唐书·高适传》未载适字,此从《新唐书·高适传》.适一字仲武之说,始见于宋人.盖误以编集《中兴间气集》之高仲武与适为一人之故.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著录《高适集》云: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中兴间气集》云:高适字仲武.此集所谓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晁陆虽误以     

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

在空前繁荣的盛唐诗坛中,高适和岑参一向是以擅长边塞诗而著称的。虽然王昌龄、崔颢、王维、王之涣、李白等盛唐诗人也写过边塞诗,而且各有其特色,但在数量上和某些篇章的艺术成就上没有高、岑突出,所以高岑是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作家。 边塞诗不始于盛唐,汉魏古诗中就有《战城南》、《陇西行》、《饮马长城窟行》、《雁门太守行》等乐府古题。六朝诗人象陆机、谢灵运、谢惠连、鲍照、沈约、庾信等,都有乐府旧题,写边地或征战生活之作。到盛唐时期边塞诗大量出现,这固然与整个唐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其社会政治原因。     

高适岑参边塞诗艺术之比较

高适岑参久历过塞,写了大量的富有艺术特色的边塞诗。因其诗歌的艺术风格相近,在文学史上并称。今人则视为盛唐边塞诗派并驾齐驱的领袖。其实,他们在对文学遗产的继承、艺术形式的运用、抒情方式的选择、语言风格的表现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从以上诸方面,对高岑诗作了详细的比较,认为他们在诗歌艺术创作上都作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然从总的方面看,岑参诗歌的艺术成就,比高适略高一筹。     

高适岑参诗韵系异同比较

高适、岑参是盛唐时“边塞诗派”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一般并称“高岑”。从语言视角考察高适,岑参的诗作,也可以看到他们有许多近似之处。尤其是诗的用韵所显现的韵母系统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从中窥见盛唐时中原一带某些实际语音特征。     

关于高适两个问题的探讨

高适(702—765),字达夫,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拙文试就其“客于梁宋”和“年过五十始留意诗”等两个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同行。     

论高适、岑参边塞诗的时代精神

高适、岑参主要创作经历在唐玄宗开元和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顶点,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昂扬、奋进的思想感情,人们追求美的生活,美的生活也拥抱着人们.这种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为“盛唐之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所以唐玄宗在位五十余年中就涌现了十几位大诗人.这一代诗人具有进步的思想和宏伟的抱负,以蓬勃向上、慷慨豪放的感情去讴歌盛唐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和斗争,所以     

高适、岑参边塞诗艺术风格之异同

隋唐以来,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一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更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从隋代以来,边塞诗不断增多,到了盛唐时期,边塞生活已经成为诗人们共同注意的主题,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在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有边塞生活体验的高适和岑参。     

五四运动在四川

六十年前的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对北洋军阀丧权卖国的革命运动,在四川立即得到响应,涌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怒涛。这个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始,具有极其重大的划时代意义。我在当时任四川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相当于主席,副理事长是袁诗范同志),现根据亲身经历,仅就“五四”前后四川人民     

辛亥革命在四川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和武装起义,其规模之浩大,气势之磅礴,动员人民之广泛,在四川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辛亥革命中所仅见的.它不仅冲垮了清王朝在四川的反动统治,而且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是辛亥革命中的光辉篇章.     

义和团运动在四川

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所掀起的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面对着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义和团的英雄们以革命的武装,抗击了八国侵华联军的疯狂进攻,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     

陆游在四川

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中年后曾到四川作官,度过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乾道五年(1169),他四十五岁,受任通判夔州(今四川奉节),因久病不堪远行,次年方离开家乡山阴,“离吴入楚上巴峡”,(《古藤杖歌》)溯江入蜀。至淳熙五年(1178),他五十四岁,始奉诏离蜀东归。其间除半年多时间在陕南作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于蜀中度过。前后八年的“蜀栈秦关”生活,留给诗人的记忆是永不磨灭的。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