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僧源流考》补注(续)

《番僧源流考》,无名氏作,后经著名藏学家吴丰培先生考证,为晚清钟方所作,“书中不著撰人姓名,然编入钟方之《藏务类函》中,当即钟方所编”。钟方本人在《驻藏须知》自序中也写道：“故将所办所为者,分类摘要,归成一书,名日《驻藏须知》,并将《番僧源流》附之后”。是书的成书时间,为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史典籍,系作者根据西藏地区藏文、汉文旧档和相关调查资料写成,对西藏地方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的共计44位活佛的法统源流、出生地、生卒年月以及部分呼图克图的驻锡寺庙进行了简要的叙述,其后并附有金瓶掣签典礼、掣签仪制图和西藏宗教节日单,对研究西藏宗教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朝禁绝噶玛红帽十世转世探微

清乾隆朝时期的廓尔喀侵藏事件直接导致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行 ,这一施政措施的实行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二十九条中将“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列为第一条 ,足见活佛转世问题地位之重要。第一条制定的直接原因便是源于噶玛派红帽系十世沙玛尔巴 ,乾隆五十七年 (1792年 )八月 ,谕军机大臣圣旨中对活佛转世问题再行强调 ,并着意提出 :‘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 ,未能分润 ,唆使贼人抢掠 ,此呼毕勒罕不真 ,及族属传袭之流弊也”1 ,“特诏禁止红帽活佛系统转世”2 ,遂使其成为被中…     

《番僧源流考》补注

《番僧源流考》,无名氏作,后经著名藏学加吴丰培先生考证,为晚清钟方所作,“书中不著撰人姓名,然编入钟方[1]之《藏务类函》中,当即钟方所编”[2].钟方本人在《驻藏须知》自序中也写道：“故将所办所为者,分类摘要,归成一书,名日《驻藏须知》,并将《番僧源流》附之后”[3].是书的成书时间,为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史典籍,系作者根据西藏地区藏文、汉文旧档和相关调查资料写成,对西藏地方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的共计44位活佛的法统源流、出生地,生卒年月,以及部分呼图克图的驻锡寺庙进行了简要的叙述,其后并附有金瓶掣签典礼、掣签仪制图和西藏宗教节日单,对研究西藏宗教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1793年)在西藏的重要措施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后,西藏即正式归入清帝国的版图。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达赖五世与班禅四世即遣使至京师,向清帝献金佛念珠。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达赖五世亲至北京向清帝朝贺,清廷封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以金印玉宝,金册玉册,可见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是清廷所敕封的。清代初年,达赖五世圆寂以     

二世策墨林活佛任摄政前后的藏内吏治积弊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西藏摄政二世策墨林活佛因“侵占百姓田庐,独断专行”等罪名被清廷下令放逐。摄政权力无法受到约束,格鲁派内部的争权波及商上事务,驻藏大臣才疏及驻藏衙门设置的不完善,三部藏内章程的不足与实施过程中的制约,这些当时藏内吏治的积弊,应是在政教分离的制度里所实行的地方性政教合一制深层次的弊端所在。     

从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看达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之非法和政治图谋

今年5月14日，达赖喇嘛不顾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否定中国中央政府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公然在印度擅自宣布西藏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他的这一行为，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坚决反对。下面，我们从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两个方面看看达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这一行径之非法及其政治图谋。关于历史定制清朝治理西藏，多次制定章程，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军事、外交、财政、贸易、税收、差语等各种制度，均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定制。在这里，我们只介绍有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五世达赖喇嘛印章的考证

清朝统一全国之后,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著名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错应顺治皇帝的邀请,于公元一六五二年(清顺治九年,藏历第十一饶迥水龙年)亲自率领藏官员侍从三千余人来到北京,受到清朝中央政府极为隆重的款待。顺治皇帝特地为达赖喇嘛在安定门外修建了一座黄寺,作为留京期间的住所。翌年春,达赖一行启程返     

拉卜楞寺建寺始末

中国藏族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始建于藏历第十二个甲子的已丑年,即公元一七○九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当时,清统一了中国,而位于西北的蒙古各部则互争权势,争战频繁。其中信奉佛教格鲁派的厄鲁特蒙古素与西藏有着密切联系。继而厄鲁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统治了西藏之后,广泛地与周围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统治阶级相结合,扩展其势力。当时,清政府为了稳定广大藏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牵制散居在新疆、青海一带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积极采取“兴黄教以安蒙古”,“以教固政”的政策,扶植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分封了五世达赖和固始     

试论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

<正> 金瓶掣签亦称金本(奔)巴掣签(藏语称瓶为本巴),是清朝乾隆年间对西藏施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清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活佛传承产生了影响,形成百年不衰的定制。为了研究清和西藏的关系,本文试就金瓶掣签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作一探讨。     

策墨林活佛系统的沉浮与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

有清一代,出于安抚蒙藏各部的需要,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极为重视。虽然延续了元明 以来“群分而众建之”的治藏政策,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最后确立了由达赖喇嘛 执掌政教大权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摄政制度也由此派生出来,而成为政教合一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有资格出任摄政的四大林活佛之一的策墨林活佛系统,在西藏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它的一世、二世、三世均出任过西藏摄政和甘丹赤巴,并兼任八世和十世达赖喇嘛经师,为密切中央政府 和西藏之间的联系、保持西藏政局稳定和抵抗外敌入侵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试图对该活佛系统 的传承加以介绍,并透过这一活佛系统对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做一些分析。     

关于第巴·桑结嘉措

<正> 十七世纪后半期,第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前后,桑结嘉措以第巴身份代理达赖主持藏政二十余年(公元1679年——1703年),为西藏社会和平、安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是藏族人民深为怀念的一位第巴。     

云南藏传佛教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十一世纪初,西藏佛教传入云南西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把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藏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本教(俗称“黑教”)融合,形成了突出的特点;云南藏传佛教除此之外,还与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原始宗教相结合,从而具有不同于西藏佛教的民族特色。在迪庆地区,藏族佛教实行与西藏相同的“活佛转世制”;在永宁地区,纳西族的藏传佛教实行独特的“活佛借用制”,即在寺庙举行盛大法典时,临时去西藏或康区聘请著名活佛来当地寺庙作长期或短期的讲经说教,或是在寺庙中设一种名为“喇擦”(意为“活佛替身”)的宗教职务。     

清代昌都强巴林寺帕克巴拉活佛朝觐年班制度

清朝对蒙古、西藏等边疆民族首领专门制定了朝觐年班行政管理制度，乾隆时期对察木多地区影响最大的强巴林寺帕克巴拉活佛、锡瓦拉活佛颁布朝觐年班制度。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中对朝正年班的班次、人数、日期、沿途支应、贡道、贡品、馆舍、廪给、筵宴、赏赐、礼仪等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辛亥革命时期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分裂活动

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西藏觊觎已久。早在十九世纪初就曾多次派人以游历、传教为名侵入西藏;十九世纪中叶在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后,英国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与印度毗邻的西藏,并妄图以西藏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西部扩张。英国先后发动了1888年和1903—1904年两次侵藏战争,并通过随后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1890)及续约(1893)、《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及《通商章程》(1908),攫取了大量侵略权益。英帝国主义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利用十三世达赖对清王朝的不满,挑拨离间,制造西藏执政者与清朝     

关于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差税问题的两个藏文历史档案资料

前言 有关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差税问题的两个藏文历史档案文献,一个是藏历铁虎年(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在全西藏清查土地、清查差税的清册,简称“铁虎清册,一个是藏历水牛年(公元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臣和琳会同达赖喇嘛及济咙呼图克图为解决达赖属民和班禅属民在支应差税方面的争执而作出的决定,简称“水牛年决定”。这两个文件的藏文抄件保存     

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族别、地域发微

<正>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区域性佛教流派的重要特征,它以其特有的神学理论和组织形式而自成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公元十三世纪初,迄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公元1193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去世,1204年噶玛巴希降生,由于噶玛巴希幼年出家,刻苦研习佛法,精通噶举派教义,造诣颇深,深得信徒们的推崇和信赖,于是,他被推举为都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从此,藏传佛教各派纷纷效仿,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是与西藏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也是与     

关于1727年卫、藏战争的经过——节译自《颇罗鼐传》

前言 关于1727年卫、藏战争,史籍虽有所录,但都是梗概的叙述,惟在《颇罗鼐传》中,出自当时当事人的记载,对于战争的全部过程、时间、地点、人物都做了极为详尽的描写。它提供了关于这次事件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国内、国外学者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持有不同的评价。国内史学界多数人认为1727年战争是噶伦阿尔布巴等人欲投准噶尔反抗清朝的叛乱。国外学者如意大利的杜齐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认为这次战争是反对清朝对西藏的干预,要“恢复西藏完全主权”的斗争。     

试析清代西藏摄政官职的缘起

本文针对清代西藏摄政官职的由来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论述。第巴、噶伦、摄政官职是清代西藏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出现的产物。摄政的本质属性是代表达赖掌地方政教大权,1757年七世达赖圆寂始设摄政。若将第巴、噶伦看做是代替达赖掌地方政教大权摄政,则将黄教政教合一体制提前到始于五世达赖时期。事实上,清初,清朝实行的是政教分离制度。     

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有关寺庙问题的两个藏文历史档案资料

原西藏地方政府时代有关寺庙问题的两个藏文历史档案资料,一个是藏历第十二个饶迥的火龙年(公元一七三六年,清朝乾隆元年)总管西藏地方政务的颇罗鼐给噶丹达杰林寺的封地文书,以下简称“封文”;另一个是藏历第十五个饶迥的阴土鸡年(公元一九○九年清朝宣统元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窝多塔尔林寺制订的寺庙清规,以下简称“寺规”。     

日本的外国律师

外国律师曾有一度可十分自由地在日本执行律务:1872年8月3日日本太政官(即当时的内阁)通令颁布的《司法事务规章》(日语即“司法职务定制”),就已经约略提到了日本认可一种以法国律师制为基础的律师制度。1876年2月司法部通令公字第一号首次颁布了旨在全盘引进西方律师制度的《律师章程》(日语为“代言人规则”),同年七月司法部又以公字第十号通令对此作了补充规定(第十六条):“案件原告为外国人者,被告人由其外国律师提出答辩之权不得剥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