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苏格拉底之死

通过分析古代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苏格拉底个人自由的命运与其极权主义信仰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指出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文本所蕴含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二者尖锐冲突的意义     

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对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

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古希腊民族精神的转变相应，促进了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在礼俗上，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城邦伦理转变为个人道德；在宗教上，主体意识使神谕转变为理性神；在哲学上，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是对希腊自然哲学和智者哲学主体意识的扬弃。苏格拉底理性主体意识处于希腊精神哲学的上升时期，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论准备。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直接开启了希腊哲学的繁荣时代，其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希腊的文化和哲学都达到了繁荣。     

苏格拉底方法的征候阅读

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以＂产婆术＂而著称。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征侯式地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苏格拉底方法在诸多方面根本不同于其母所从事的＂产婆术＂,并且他的这种＂产婆术＂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助产。这源于苏格拉底方法所受到的智者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导致了他的对话不仅具有很强的怀疑精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着智者所擅长的那种诡辩色彩。苏格拉底所探讨的主要是德性问题,即寻求美德与相关品质的普遍定义,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地从经验中得出适合于所有个体的任何定义,而后代的哲学家们也都试图以各种方式摆脱苏格拉底方法的内在困难。     

苏格拉底:刺猬还是狐狸?——对苏格拉底悲剧的一个再思考

苏格拉底的悲剧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怎样解释这一事件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哲学的性质以及他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种是一元论的、绝对真理的、建设性的,另外一种是多元论的、怀疑论的、破坏性的."刺猬"和"狐狸"可以分别代表这两种对立的意象.这两种类型的哲学都可能与城邦政治处于紧张的张力之中,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辨识哲人的亲缘——柏拉图《治邦者》开场绎读

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柏拉图的《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在《治邦者》中,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在《治邦者》开场,苏格拉底鼓励两位年轻人辨识出他们与苏格拉底的亲缘关系,进而走上苏格拉底哲学之路。     

论苏格拉底的不虔诚

在人与神的交流方式上,苏格拉底表现得对神无所求。"不信城邦的神"指的是不以传统方式接受城邦的神。对苏格拉底信仰的新的神灵——戴蒙——所做控告,原因不在于戴蒙的道德化,而在于戴蒙的私人化,以及在戴蒙和理性(反诘)的共同作用下,苏格拉底才能确定神灵以各种方式传达的真正意义。苏格拉底的哲学审查——诘问——始终与智慧问题密切相关。苏格拉底的"人的智慧"和"超人的智慧"的对比,彰显了苏格拉底对神灵的谦卑和虔诚。     

正义还是虔敬？——《游叙弗伦》篇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

通过分析《游叙弗伦》篇文本,探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分析认为,民主制度造成了雅典城邦传统神学基础的崩解,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追求城邦生活新的秩序的同时,开始面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政治神学所主张的“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与政治哲学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真理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苏格拉底反讽的政治含义

苏格拉底反讽在古希腊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苏格拉底与人言说时所展现其天性的“装样子”。因此,苏格拉底反讽作为政治修辞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审慎的重要性;另外,苏格拉底反讽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诲在探求生活实质中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是哲人教诲面对具有不同天性之人的困难;而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反讽的理解在其哲学追求上则具有神话色彩。     

试论梭伦改革在雅典城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正> 由于“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学者们对雅典国家的形成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这些文章从氏族制度与国家两者作用的相互消长的方面研究了国家起源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但从原始公社的瓦解和城邦制度的形成的角度研究问题的还不多。在我看来,国家起源与城邦制度的形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把公民公社看成城邦问题的核心,把城邦制度理解为是由原     

人的觉醒:古希腊智者学派的群体映像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里,"智者"是一个受到诅咒的群体。"智者"的群体形象在柏拉图的笔下被刻画成虚假智慧的拥有者,"为了赚钱而将智慧出卖给需要他的人",是"兜售精神产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站在城邦传统价值维护者的立场,柏拉图以知识垄断者的身份批判自己的论战对手自有其理由。然而,自此以降2000多年来的后世学者大多奉柏氏之言,对智者多加挞伐,实乃精神上的自我禁锢。同苏格拉底一样,智者也是在古希腊贵族文明出现危机的时刻应运而生的知识生产者。然而,这个群体的出现动摇了希腊智慧的"属神"本性,将求知这一活动职业化、公开化、民主化,堪称智慧的"盗火者"。智者引领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论苏格拉底的理性伦理学

苏格拉底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恢复了古希腊理性主义精神,更在于赋予理性以实践（道德）意义。苏格拉底的出现,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自我”。苏格拉底之哲学堪称“理性主义的伦理学”,他首次将伦理学纳入哲学视野,提出了“德性即知识”的理性主义命题;同时为寻求真正的伦理学知识,他提出了“是什么”的科学思维范式,奠定了西方人的基本思维模式,极大的推进了科学与文明的进步。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孟子与苏格拉底的德性与人性之学管窥

孟子和苏格拉底关于德性与人性的思想有其差异更有其共同之处：孟子主张人性皆善,他的“性善论”与苏格拉底的人性论相会通。深入研究这些差异与会通,可以加深对中西哲学互补互助、融合贯通的理解．     

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吗？——兼谈休谟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要回答休谟伦理学是否是美德伦理学这一问题,我们需对美德伦理学的定义、休谟伦理学与这些定义之间的吻合度以及休谟伦理学的总体特征进行考察。基于“以美德为中心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并不主张有德之人是美德知识的来源;基于正当与美德关系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并存的伦理系统。把休谟伦理学视为美德伦理学或者其他单一类型的规范伦理学都不恰当。休谟伦理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道德心理学和基于实践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伦理学方法。     

智术师的勇敢——柏拉图《普罗塔戈拉》349d-351b绎读

在《普罗塔戈拉》中,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对勇敢的理解与众不同。他为证明美德可教,并反驳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统一性,强行将勇敢与其他美德拆开。在他看来,有不少人虽然极不正义、不虔敬、不明智、没学识,却勇敢出众。这样的勇敢无异于僭主的"勇敢"。普罗塔戈拉公开声称自己就是智术师,并以教导美德和政治术为业,看起来像名勇敢的智识人和斗士。但智术师的勇敢着眼于追求快乐、财富和名声,而非智慧和美德,这对常人美德和非常人美德造成了双重伤害。     

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契合--评"轴心时代"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观

公元前800至500年间的“轴心时代”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它标志着全人类的共同文明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伦理观有相通之处,这两位东西方文明奠基者虽天各一方,但在道德观上却存有历史的契合。他们在道德的认知和道德的可教性方面存在诸多共识,对当今社会文明规约的继承和发扬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德治：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法治经济,更是一种德治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从人性的角度力求找出德治、人性、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的联系,进而论证德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有着现实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实施德治的有效途径。     

柏拉图与《国家篇》中的政治观

柏拉图是西方文明的先哲和巨人。他的巨著《国家篇》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山之作,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国家篇》从治国方略的视角分析了城邦国家的起源和德治原则,并比较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书中强调实现国家正义与个人灵魂的正义,统治集团实行财产＂公有制＂以及男女平等,由国家举办教育等。《国家篇》中的政治观对西方后世政治思想家包括欧洲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都有启迪和影响,是人类文明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