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东南互保中盛宣怀对合纵术的运用

1900年的中国,义和团运动风生水起,清政府剿匪心切,与李鸿章思想一脉相承的盛宣怀运用"合纵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首的清廷大臣们中穿针引线,大家一同上演了一幕大剧—即东南互保,议定了《东南互保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乡内外章程》十条。盛宣怀的影响不容小视,他不仅要将内部各省的利益调节好,也要将外部的争端安排妥当,此幕大剧才能顺利进行。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成为影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地方官秉承清廷改抚为剿的政策，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希望以此促进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辛亥革命中上海立宪派的转变和对革命的贡献

上海绅商阶层多为立宪派,在清廷“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他们掀起宪政运动,三次派代表赴北京请愿。辛亥革命期间,立宪派认清了清廷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意图,对清延完全失望;这时上海的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积极争取,立宪派纷纷转入革命队伍。上海绅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了革命政权。上海绅商的表现是与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有联系的。历史证明,上海革命派积极策动、争取立宪派加入革命是正确的策略。     

清末资政院第二次年会弹劾盛宣怀案研究

清政府曾经于它的最后时刻强制推行铁道干线国有及借洋款筑路政策，这一直被立宪派人士视为导致四川乃至全国动荡的直接诱因，因而主管其事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直为时人所痛恨。为此，作为清末预备国会的资政院于1911年10月22月召开第二次常年会之初，资政院议员即顺应社会舆论而集中对“罪魁祸首”的盛宣怀进行了弹劾，成为二次年会期间一个备受关注的议案。此事虽已历经百年，但其过程与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的梳理。     

张之洞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虽未受到义和团反帝洪流的直接冲击,但他不甘寂寞,上串下联,积极替清廷出谋划策,提出了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主张,镇压了两湖人民的反帝斗争,策划了“东南互保”,参与了庚子议和.张之洞的活动,对义和团运动有相当的影响.本文兹就上述问题作些探索,并略陈管见.     

试论甘军与西北辛亥革命

甘军是西北近代史上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势力曾盛极一时,历经回民起义、收复新疆、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庚子事变后,因排外而遭到列强的忌恨,在内外压力下被清廷裁撤,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西北辛亥革命之时,因时势所迫,清廷不得不再次借重其武装以镇压西北辛亥革命.这给当时的甘军余部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他们编组军队,率部攻陕、镇压宁夏起义,给当时的西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正是在西北辛亥革命中,他们完成了由旧到新的转型,成为以后控制西北政坛的一支军阀武装.     

俄修西伯利亚铁路在晚清中国的反应

俄国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过程中,中国一直关注其进展情况。该路动工后,清廷抓紧修建关东铁路,以加强东北防务,防止俄国扩张。俄国提议将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时,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之进行合理交涉,后俄国又通过赴俄特使李鸿章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筑路的特权。部分驻外使臣、早期维新派、官员看到了俄修西伯利亚铁路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建议清廷尽快修筑铁路。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在甲午战争之前曾关注俄修铁路的侵略目的,但在甲午战后随着清廷政策变为“联俄”而主要报道该路的修建运营及商业功能,在铁路竣工之际又评论该路与中国的利害关系。虽然部分民众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冲击中东铁路,但不少华工参与该路的修建,为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作出了贡献。     

晚清东南督抚的地方自治思想探究——以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为中心

当义和团运动渐趋高潮时,坐镇南方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在中外几种政治势力的怂恿下,因不满清廷的政策而各自萌发了独立、自治想法,但他们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全力经营东南互保。东南互保时期的独立、自治思想,因其所处的特殊政治形势而凸显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离心力,尽管其中偶尔迸发出一丝革命火花,但终未能突破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政治界限。它实质上是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反映了晚清中央政权所面临的深重政治危机。换言之,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持续发展和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区域)观念的不断深化是东南互保形成的重要思想诱因。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①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问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盛宣怀实业实践及思想评价

盛宣怀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骨干,创办并经营了众多推动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洋务企业,培养了大量中国近代化必需的技术人才,表现出克艰历难奋勇求实的无畏精神和把握机遇理智图强的理性民族主义。在关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铁路修筑方面,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思想也是富有远见历经考验的。     

汤寿潜与清末预备立宪

汤寿潜是晚清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立宪派,是绅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绅商名流参与其间,积极策动清延预备立宪,关注官制改革,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清末立究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的延误,汤寿潜对清廷渐生离意。武昌起义后,汤寿潜从权应变,由立宪走向共和。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伍廷芳与义和团运动前后的中西沟通

义和团运动前后做为清廷驻美公使的伍廷芳为中西沟通做出了如下努力:竭力实现中西信息渠道的畅通;呼吁西方国家公正对待中国;分析西方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阐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建言恢复中西关系。伍廷芳的努力赢得中西各界的尊重。     

试析清廷政令对自然生态的非良性影响

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清代所发生的严重恶化现象,是与清廷颁行有关政令的非良性影响可以看到密切相关的。从清廷实施的人口政策、屯垦移民政策和扩大满汉地主阶级经济特权的大政方针等方面,清廷的有关政令给自然生态带来的种种恶果。     

论知识分子在义和团运动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义和团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震动非常巨大。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尊王法祖、重文轻武等观念,全面提出怀疑、批判,从而促成了20世纪第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这次运动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人员构成看义和团运动的局限

由下层群众发起的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依靠“刀枪不入”的迷信观念组织起来的义和团成员，由于其生活环境及文化水平的局限，不能将运动带入科学形态的反侵略轨道，使得义和团运动始终将正义的反侵略呼声与野蛮的、盲目排外的喧嚣交织在一起，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运动的水平。深入地考查义和团运动，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历史，更好地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     

康熙朝的裕裸恤商政策

清廷实行恤商政策是在平定三藩之后.为了发展商业贸易,清廷在平三藩战事结束后,把战争期间先后增加的有关销售领域的摊派减免了,同时严禁榷关官吏滥派私征.对满清贵族在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进行惩治.为使商人利益免受侵犯,即使对与吴三桂等人有过商业交易的商人也不过分追究,以免造成消极影响.康熙朝的商业政策,只是使商业经济对封建专制经济起些辅助作用,统治者无意大力发展商业.     

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间的困境——预备立宪后清廷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

仿行宪政后,清廷就剪发易服问题展开讨论,试图借此巩固统治.但剪发易服对辫服国制的否定性迫使清廷继续执行严禁政策.徐锡麟案的爆发使辫服政策的讨论和调整最终回到坚持严禁的老路.这不仅使清廷在仿行宪政与维护国制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且使社会认清了清廷立宪的真相.     

爱国主义传统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体现

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首先，义和团运动从农民斗争向反帝运动演化，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体现了爱国主义传统。其次，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弘扬和光大了爱国主义传统。再次，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及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的局限性，反映出当时人民高涨的盲目的爱国热情，体现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