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清代公羊学始于庄存与《春秋正辞》,还是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春秋正辞》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应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已成稿,其内容主旨与乾隆皇帝这个时段对《春秋》的表述亦有不少契合之处。《春秋正辞》撰著时间要早于《公羊通义》,其刊刻的一再推延一方面是因为庄存与感到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合而秘不示人,另一方面则与该书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当属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起因,学界颇有讨论.刘桂生、陈祖武、王俊义诸位先生一致认为与庄存与在上书房的"讲义"密切相关.但揆以史实,并不尽然.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抛弃,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而乾隆前期官员谢济世与孙嘉淦所注经文著作的毁版遭遇,也说明满清君权对于官员注经的警惕.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的地位,可谓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体现.     

刘逢禄的公羊学

清代进入乾嘉时期,“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语)正当这种学风左右着经学乃至整个学术界之际,庄存与起而把治经的渊源,由东汉的经古文和今古杂糅推进到西汉的经今文公羊学。从而翻起已沉寂了两千年的今文经学的旧案,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继庄氏而起的有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庄绶甲、赵振祚等人,形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庄存与《春秋正辞》标点疑误举隅

庄存与作为清代常州学和公羊学的开山人物,其《春秋正辞》直接开启了晚清百余年的公羊学思潮,对清代后期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但庄氏素称魁儒,文风奥衍,其著作向以艰晦难读著称。现有对《春秋正辞》的标点,仅体现在两类文献中:一是现有研究该书的论文、论著,常会征引部分原文,并施以标点;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该书的点校整理本,是该书的第一个标点本。可惜的是,这两类对《春秋正辞》的标点,皆存在不少疑误,有待核正。     

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近来在研究庄存与和和珅的问题时,大家多关注<清实录>的资料.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成的,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然而,为什么庄存与的<春秋>学直到道光时代才以<味经斋遗书>之文集出版呢?为什么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与庄存与的<春秋>学相关的手稿? 这些问题颇引人思考.通过考证大量资料来丰富对和珅时代的理解,作者认为,不但道光版本的<春秋>学是重要的依据,士大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作具体分析,比如汪喜荀的<且住庵文集>和<谭献日记>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存与和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乾隆晚期)爆发的.魏源在未发表的<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文稿中也提到了这一冲突,却以庄存与的<易学>来作掩盖.同时,庄存与的经学融汇了西汉经学,尤其是<春秋>、<尚书>、<毛诗>、<易经>和<周礼>.     

常州公羊学派兴起原因浅探——兼与艾尔曼教授商榷

清代常州公羊学派是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公羊学巨擘的先驱。它既是清代考据学的反动,也是清代考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兴起是常州庄、刘两族的汉族士大夫意识对汉学复兴、＂文化＂满族等思想趋势回应的结果。庄、刘两族的长期兴盛则为常州公羊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宗族保障。     

戴震“血气心知”的教育理论

清代学者戴震一生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治学和教育经验。在教育实践上,戴震贵＂知＂。他认为＂知＂是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戴震的＂知＂并非先验论的＂良知＂,而是偏于＂知识性＂的＂知＂,其实质是＂心知＂,这种＂知＂是依附于身体的＂血气＂而存在的,＂有血气,斯有心知＂。＂心知＂论表明了只有在后天学习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到真理,认识自我。     

毗陵庄氏概说

毗陵庄氏为江南著名望族,它有两个高峰为其他望族所无法企及。一是科举高峰,自明及清284年之间,出状元1名、榜眼1名、传胪1名,翰林11名,进士35名,举人82名,贡生54名,被学者誉为＂中国第一科举家族＂。一是学术高峰,庄存与以今文《春秋》公羊学阐发微言大义,著书立说,开创常州今文学派,其学说被康有为、梁启超所师承,发动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顽固守旧、千年不变的封建帝国,奠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晚清公羊学双轨演进及其哲理启示

清代乾隆末年以后,重视义理阐释的今文公羊学说重新受到有识见的学者的重视,这不仅成为晚清公羊学复兴的起点,而且表明到了清中叶,重视义理阐释的学术路数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蓄势待发。而清朝统治恰恰由盛转衰,这一重视变革、"以经议政"的今文经学的复兴,正与社会矛盾的展开相激荡,与时代潮流相合拍,因而登上学术舞台的中心,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继承庄存与学术路数者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以及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等人,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变革和社会革兴的时代大潮。不过,到乾隆中叶已达极盛的考证学不会骤歇,仍然保持其"惯性运动",因而有孔广森及其后的学者仍以文献考证的学术路数对待公羊学说,由此而形成了学术上双轨并进的独特景观。对于这一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的课题,我们需要进行探究和总结,深化对公羊学说史和清代学术的独特内涵的认识,并且从中获得宝贵的哲理启示。而对中国本土历史阐释学的内涵和特色作深入的发掘,定将能为建构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学科体系提供重要助力。     

艾青与延安文艺的新融合

艾青初来延安与延安文艺形成＂艰难融合＂,杂文运动中又与延安文艺发生＂偏离＂,但随着毛泽东＂三请诸葛＂的举动和他对延安生活和时代的进一步认识,促使他对延安文艺进行了新的思考、反省和转向,从而与延安文艺出现了新融合。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池田大作“和平倡言”思想要旨论析

池田大作每年发表＂和平倡言＂,其一以贯之的思索脉络始终以＂人＂的＂精神＂、＂人类＂的和平、时代精神、世界精神、地球文明为主题。他关心的是人,是生命,是人的精神,是人类的共生,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文化,是＂地球文明＂。池田思想的构成及其表述多以对话展开而不断创造,多为开放、流动的思想表述文本。但通过＂和平倡言＂,池田以彻底自我省察,遍历哲学思想,以宗教思想家睿智的思索,建构了他和平思想的体系,＂和平倡言＂文本就是池田和平思想最充实完整的具现。     

论赵汸及其《春秋》学

元末徽州学者赵汸在老师黄泽的启发下,专攻《春秋》,先后撰成五部专著,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春秋》学体系。他的《春秋》研究纠正了前人重褒贬的所谓"书法"问题,或主张《春秋》仅是"实录"两种倾向。他另辟蹊径,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探求《春秋》大义,代表作是《春秋属辞》。由此可知其《春秋》学具有经义辨析和史学考证并兼的特色,在当时被誉为"发千古不传之秘",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代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便由此而起。     

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孙嘉淦释庄子逍遥义

清人孙嘉淦在《南华通》中秉持＂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多方引用儒家经典与新儒家学说,通过＂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相对比,最终得出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孙嘉淦的阐说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面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     

卡夫卡《日记》及其“文学空间”

卡夫卡的《日记》是进入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这与卡夫卡日记独特的综合形态密切相关。卡夫卡的日记具有＂元日记＂和＂前日记＂的特点,其＂日记意识＂与他的自我理解及对文学的理解不可分割。作为卡夫卡文学的＂梯子＂及＂地面和墙壁＂,日记与他的文学构成了不确定的二元关系。《日记》也可以看做一个＂大而完整的故事＂,在这一作品中卡夫卡对他的生活与文学的深层时空结构进行了揭示。     

惟无乃能大 惟大乃能逍遥——孙嘉淦释庄子逍遥义

清人孙嘉淦在《南华通》中秉持＂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多方引用儒家经典与新儒家学说,通过＂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相对比,最终得出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孙嘉淦的阐说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面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神医”张悟本是怎样火起来的

从一个纺织厂下岗工人,到大红大紫的＂中医大师＂,张悟本用了13年。13年间,张悟本没停止＂折腾＂,他口才好,卖商品、保健品,上函授班。2007年,他遇到一个做养生产品、熟知市场的＂贵人＂后,摇身一变成了＂神医＂。那么,＂贵人＂是怎样帮助张悟本成为＂神医＂的？＂贵人＂又为什么＂帮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