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中西医论争看近代知识界的价值取向

中西医论争由来已久,但甲午前多限于学术。庚子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大力引进、训练西医人才,置中医于不顾,中西医政治之争初见端倪。民国后,中西医论争从学术至文化再到政治全面升级。通过对中西医论争的历史考察,在全面分析时代特点的前提下,对中西医论争对立面两个知识群体的文化教育背景、政治观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考察其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论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论争,是双方人权论争的一个焦点。论争的原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理论因素。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主权理论原则没有过时。对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学者宣扬“人权高于主权”背后的政治目的,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盼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抗日战争前夕的学人论政--以《独立评论》的"民主与独裁论争"为中心

<独立评论>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学人论政的产物.当时学人论政涉及多个方面,以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影响最大.这场论争由福建事变引发,以1934年底汪蒋通电为分水岭.前期的论争基本上是以胡适、蒋廷黻为核心在唱对台戏,这与两人所依附的政治权势密不可分.后期的论争显示文化精英在现实的政治操作与理想的制度追求之间艰难的抉择.无论汪、蒋合流或分裂,只要外敌仍存在,国内政治秩序的规范化没有解决,学理纷争就不可避免.     

“与抗战无关”及其评议再认识

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既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一种传统,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但是,文学与政治要不要结合?文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结合?怎么结合?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不同政治观,文学观、审美情趣的文学家们论争不休的问题之一.1938年12月至1939年4月,中国抗战文学界围绕“与抗战无关”展开的论争便是其中的一场尖锐激烈的论争.本文拟就这场论争及其评议加以清理与再认识.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处于急剧转型的阶段 :以新政体代替旧政体。但是 ,应以何种方式对待旧政体 ,是用暴力推翻还是和平改造 ?应当建立何种新政体 ,是美式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 1次论争。论争以梁启超的妥协而告终     

略谈现代文学论争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

现代文学论争不仅在论争的焦点和内容方面有迹可寻,而且在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五四以来30年间的文学论争集中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大致形成了干涉与反干涉、消解与反消解两极。论争中出现了四种较常见的现象：(一)论争看似热闹,实际并不针锋相对;(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四)缺乏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反映在这些现象中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都有其理论失误,并对后来文坛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文化战争视角下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

文化战争的基督教传统和世俗传统有着长期的纠缠和论争,极大地影响了生命伦理学关注的诸多方面。世俗生命伦理学抽去了人们有关生命伦理决策的终极道德意义,导致一系列伦理失范,而基督教传统在维系生命伦理和保证道德命令的终极性方面意义重大。     

重评基点和论争焦点--现代文学论争两"点"论

以五四时期革新与保守之争为例 ,论证今日重评现代文学派别论争 ,仍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点 ;现代文学派别论争的焦点 ,主要表现为 ,围绕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而形成的两极 :一方坚持政治对文学的干涉和消解 ,一方则顽强反干涉反消解。历史证明 ,文学不能离开它那包括政治环境在内的生存环境而自鸣清高。     

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两个口号”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从论争过程、实质、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看,它屡次逾越文学学理的层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广泛渗透,人事纠缠甚于学理辩难。     

对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省察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几乎是在各种各样的“热点”“热潮”的浪涛中漂浮过来的。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政策的实施,文学理论也开始了对过去错误清算工作,于是就有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以及典型、现实主义的涵义等多方面的论争。这一论争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却也使文学理论脱离了对政治的依附     

近十年来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研究综述

五四时期发生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于以后二人的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从论争的性质、针对性、意义三个方面,对十年来关于这一论争的研究作一综述,以便于广大学者进行更深层次研究。     

美国建国初期政党报刊的形成 --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争的另一个侧面

美国建国初期,托马斯·杰斐逊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争,是两个党派的论争,更是两种政治思想的论争,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府报告和国会辩论,这一论争的最公开方式是报刊笔战.对于新闻出版界而言,这次论战的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政党报刊的形成;其间接结果,是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定的原则付诸实践检验,从而深化了对新闻自由的认识;其长期结果,是把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植入美国的新闻思想史,影响一直波及到今日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     

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晚清时期的"纪年"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并围绕"纪年"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纪年"论争。文章从"国家认同危机"、"正统性诉求"、"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内在要求"等三方面对晚清"纪年"论争进行文化解读。剖析其所蕴含着的深层的历史动因。     

文学的形式焦虑与想象——大众化视阈中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考察

由于民族存亡和战争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文化上的主要诉求。文学“大众化”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在抗战的复杂境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民族形式”论争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表达。论争寄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解放区的“大众化”运动中,“民族形式”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体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在社会政治动员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试论秦汉王朝对岭南战争的影响

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越人的战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战争,从客观效果来看,战争总体上起到了一种开路的作用。伴随着战争的影响,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得到了开发,大大加快了岭南地区的发展速度和进程。第一时期的战争给岭南地区带来的主要是政治影响,即把岭南纳入内地王朝的正式版图,使之与内地在政治制度上保持一致,即是解决岭南地区的政治归属问题。第二时期的战争影响除具有巩固政治影响的作用以外,更多地显示出了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即改变岭南地区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原始习俗。     

战争的革新及其国际政治意义──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

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约２００年里,战争规模和战争技术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其间,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构成极重要的例外,因为民族主义、大众政治和现代意识形态导致兵员数量和战争之经济资源急剧增加,并且塑造了总体性的战争目的,从而使战争规模突飞猛进。在战争技术方面,欧美广泛开展的工业革命开辟了工业化武器技术及军事运输的新时代,而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展现了战争面貌由此而来的革命性变化。武器技术的革新作为一大因素,促成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史上至关重要的列强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海军竞赛。伴随战争规模和战争技术的变更,出现了民族主义和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它经过１９世纪的预演,成为２０世纪世界政治的头等决定因素。     

论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

1888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武装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英国发动侵藏战争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在这次战争中,尽管西藏人民英勇抗战,但由于各种因素,最终还是以失败结束。战争之后,英国对西藏疯狂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及各种资源。这次战争给中国及西藏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