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主义视域下的《裘里斯·凯撒》探析

莎士比亚的悲剧《裘里斯·凯撒》迈出了其文学上“向内转”的第一步。剧中,莎翁借助异象、音效、鬼魂、幻觉以及预言等多种表现手段异化社会事件,外化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诉诸读者、观众的感观,其对于人性的探索得到深刻体现,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这与表现主义戏剧在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外部世界的异化与内心世界的外化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剧中的表现主义因子,释解悲剧的心理诉求与表现主义艺术手段在剧中的结合,有助于了解作者前瞻性的戏剧表现艺术尝试。     

《申报》与“《苏报》案”

《苏报》因宣传革命而触怒清政府,遭至封杀,撰稿人被捕,是为＂《苏报》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的《申报》对此案进行了全程报道,但它在字里行间与行文的语气上有隔岸观火与落井下石之嫌,表现出了与它作为报界领袖极不相称的立场,在报界同仁遭遇不幸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示同情、施以援手,反倒充当了满清政府的应声虫。作为一个幸灾乐祸的看客,它在貌似公正的报道下,让读者看到了清政府勾结洋人戕害革命者的丑恶行径,也真切地感受到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司法的粗暴干涉,从而激起了更多的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这种结局是《申报》始料未及的。     

《周易》中的“文”

《周易》中＂文＂的内涵相当丰富,大体可分为＂秀外＂之文与＂慧中＂之文。前者即＂文＂的浅层意义,后者则通过＂坤卦＂予以体现,是具有含蓄之美的内在文采。《周易》中的＂文＂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论语》则在《周易》的基础上,将＂文＂对象化,自此＂文＂作为核心概念开始裂变。     

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模仿观”阐释

诺思洛普·弗莱是20世纪最杰出的加拿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批评的解剖》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开启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先河。本文试图以弗莱《批评的解剖》中的＂模仿观＂作为契入点,艺术、文学和诗歌创作三个维面作为探源,以期从新的角度对弗莱的著作《批评的解剖》中的相关理论,做全面的了解和梳理。     

析《碧血剑》中的“华山论剑”

金庸小说之＂华山论剑＂并不始于《射雕英雄传》,之前的《碧血剑》虽无＂华山论剑＂之名,却有＂华山论剑＂之实,认为剑为利器,是百兵之祖;聪明和勤奋是学好剑术的两个条件;传剑应倾囊相授;使剑要行善去恶,行侠仗义,心存宽恕,不可妄杀。这在《射雕英雄传》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通过比武以争夺天下第一的情节在《碧血剑》中也有一定的表现。《碧血剑》之＂华山论剑＂是《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基础和准备。     

论《文心雕龙·原道》之“道”

《原道》篇作为《文心雕龙》的首章,是为艺术本体论,《原道》即从根本上阐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原道＂,源于道,本乎道也。犹言《文心雕龙》之源在于＂道＂。所以,＂道＂是理解《原道》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讲的＂道＂与＂道＂之间有同有异。就《原道》而言,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思想在根本上取自《易传》,即＂《易传》的思想是《文心雕龙》的精魂＂。     

资本的渗透——克里斯托弗·斯坦纳与《流通中的非洲艺术》

《流通中的非洲艺术》是美国艺术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斯坦纳关于非洲艺术的杰作。它展现了流通中的非洲艺术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详细描述了资本通过艺术物品流通渗透的过程,并提出了原真性的问题。其隐形的文本中透出西方对于非洲的文化想象与殖民记忆,同时,亦体现了非洲本土人民在全球化时代身份认同的丢失。文章再现了在流通中的非洲艺术物品的＂脱境＂过程,从原住民的＂物＂而成为西方＂艺术＂的流通之旅,凸显了＂知识介质＂在流通之中的力量。     

“法”、“神”之论与钟嵘《诗品》

钟嵘和杜甫都重视诗之＂法＂与＂神＂。二人诗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但比之于《诗品》，杜甫的＂法＂、＂神＂之论则有着巨大的超越。杜甫诗论更多地体现出海涵宇宙的深广思想和对各种体式的欣赏与宽容。在诗之神化境界的创造观上，杜甫诗论也同样体现出与钟嵘的《诗品》的关联。飞动是杜甫所谓神化境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杜甫对钟嵘主张清虚自然，富于生气的诗学思想的承接与张扬。     

敦煌158窟《举哀图》与乔托作品《哀悼基督》的比较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开凿于中唐晚期,是雕塑和壁画融为一体的艺术杰作。壁画《举哀图》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逼真,表现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对佛涅槃后不同的反应和理解,与之主题一致的则是乔托创作的壁画《哀悼基督》。文章对两幅作品所表现的同一主题,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比较,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艺术的创造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以及对宗教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这些都根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     

“道是无情却有情”——读《声无哀乐论》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较之西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情感表现,即所谓“诗言志”的传统。就此而言,《声无哀乐论》可以说是其中卓然独立的奇葩。因为它对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论析,而结论却是否定性的,即其所主张的“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异途殊轨,不相经纬”。因此,牟宗三先生指认《声无哀乐论》“不是反传统,而是非传统”。 在对《声无哀乐论》的评价中,不少论著在肯定其突出音乐艺术的形式美因素,突出审美主体的能动作用等功绩的同时,又批评它对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的否定过于武断。有的还抓住《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可以“发滞导情”,认为“随曲之情,尽于和域”等看法,批评它自相矛盾,并从嵇康党曹仇马的政治立场等方面寻找个中原由。笔者以为,《声无哀乐论》关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的看法上确有不尽合理之处,但它并非一般的逻辑矛盾,而有着深刻的思想理论根源。     

“有意味的形式”与艺术符号——贝尔与朗格的美学思想述评

贝尔、朗格是现代西方美学史上两位颇有影响的美学家。贝尔是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朗格是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艺术是表现情感的符号形式。前者看起来是强调“形式”,而实在突出情感意味;后者看起来是强调情感,而实在突出符号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形式主义美学与表现主义美学在情感这一点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然而,在创造艺术形式与情感的关系、创造艺术形式的审美心理动力方面,两个美学家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但在美学观的错误根源上,两个美学家又有相似之处。     

论乔伊斯《死者》与曼斯菲尔德

詹姆斯·乔伊斯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内涵和创作风格方面有着诸多相似性,《死者》与《陌生人》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这两个短篇书写了主人公对爱情、婚姻、人生以及自我话语权威的多重幻灭,通过描绘其从幻想到幻灭的心路历程,揭示出其精神上的死亡和孤独感,暗示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和异化状态,折射出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其小说创作中,两位作家均借助多元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如顿悟或启示、自由式话语以及象征手法等,巧妙地呈现人物的内心隐秘世界,表现出作品普遍的幻灭主题,从而使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达到完美统一,也使我们从中领会到了这两位现代文学核心人物深厚的创作功力。     

“隐秀”与《文心雕龙》的文学形象特征论

＂隐秀＂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其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周易》爻象的形象包孕性特点。道家哲学及魏晋玄学的＂有无＂和＂言意＂之辩也涵盖了艺术的隐秀特质。＂隐秀＂作为艺术形象的特点,是经过＂神思＂活动创造的必然结果。隐秀论的提出与刘勰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独特理解分不开,从文学的形象特征上说,＂隐秀＂是意境理论的核心,处理好隐、秀的关系,即能达到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境界。     

魏际瑞《潮州送屠梦破序》的文本意义及其美学意蕴

魏际瑞是＂易堂九子＂中唯一的一位非遗民。在甲申、乙酉之变之后,魏氏不得已而出应清廷之试并频繁游于清幕,但他一直有着强烈的遗民情怀。因此,在游幕过程中,思归与思隐成为纠结在其内心而无法排解的情结,这也自然而然成为他诗文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潮州送屠梦破序》是一篇＂别调＂赠序,突破古人赠序之窠臼,藉送人而抒发其一己之愁,思奇语妙,行文自由,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体现了魏氏文章的美学风貌。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意境”说刍议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拈出＂意境＂一词,以之论元剧之美。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历来学术界争论较多,但基本观点偏重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王国维所论元剧＂意境＂之美则侧重于表现戏剧情景逼真、语言质朴、自然通俗、落尽铅华之美。王国维慧眼独具发现了元剧之意境美,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别样之美,从而奠定了元剧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论《声声慢》叠词翻译中“美学对等”的再现

作为中国文化的不朽瑰宝,中国古典诗歌一直以其优美的语言、典雅的风格及丰富的文化意象著称。然而,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之难众所周知,令人望而却步。美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相对比较成熟完善,和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中西方诗歌在语言及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完美的翻译＂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在翻译实践中,＂绝对的对等＂是无法实现的。将美学观点引入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通过借鉴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从翻译美学角度,提出＂美学对等＂命题,指出其实质是一种动态对等,即译诗和原诗之间美学效果的对等;通过对宋词《声声慢》叠词翻译的对比分析,集中探讨了中英诗歌翻译中语音层的审美再现,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美学对等＂的本质及其特征。     

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

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看来差异巨大的三书,都以一块＂灵石＂的意象打头并契合中心人物、隐含主旨以贯穿全书,从而三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石头记＂。＂石头记＂叙事模式源于中国古人以＂天人合一＂把握世界的方式和古老的石文化传统。＂石头记＂叙事模式的生成与存在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立体网状系统,各代表性作品与流派自其异处而观之各有千秋,自其同处而观之实千部一贯,无非这一巨大立体网络系统中的一个＂结＂,因此古代小说研究不能过重作品个案与类析而忽视旁通。＂石头记＂叙事模式虽然是所谓＂老套情节＂,但不能仅仅视为后先模拟甚至变相的抄袭,而应该承认其为文学发展演变一个规律性的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演进中不断自我调节新变的结果。     

卡夫卡《审判》中的艺术特点及思想价值

作为现代派的先驱和杰出的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一生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每部作品都给人以心灵的强烈冲击。他把对人,对社会的思考融入自己的小说中,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卡夫卡的《审判》就是一部体现他艺术特色及思想深度的小说。这里,探讨小说《审判》荒诞、具有象征意义及充满艺术悖论的艺术特点以独特的思想价值。     

客观描写与主观抒情——试比较《棉被》和《沉沦》

对《棉被》和《沉沦》进行比较后,可看出在内容上两者都有着强烈的性欲表现和自我表现,在形式和创作手法上都采取了自我告白的表现手法,在取材上都使用了从作家自身的经历及作家身边的人和事中取材的方法。两者的不同点在于:《棉被》倾向于客观描写、平面描写,而《沉沦》更倾向于主观抒情、直抒胸臆。     

《红楼梦》“红”字的翻译文化比较研究

《红楼梦》中,仅仅一个＂红＂字就出现过许多次,人名、书名、地名、词曲和诗词中反复出现。而＂红＂字的涵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对其翻译构成巨大挑战,从巴斯奈特领军的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活动中文化传递的主张来看,杨宪益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更多的采用异化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而西方翻译家霍克斯受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更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