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楼梦》中的诗学思想

诗化小说《红楼梦》写了许多质量上乘的诗歌,作者通过代人物所作诗与写人物论诗,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诗学思想。从人物诗的个性化特征、人物论诗表达的诗学观念以及作者诗学观念形成渊源三方面进行论述,可以揭示出人物诗与人物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物论诗体现出作者的诗学观念,进而找到作者诗学观念的理论渊源。     

论先秦诗学的“《诗》学”特征

先秦诗学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端,虽有很多文献资料都有对"诗"的议论,但先秦诗学具有显著的文献之"《诗》"的特点,而非我们现在理论强调的文体之"诗"学。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疏证

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发生在一个儒家诗教与其他亚文化形态诗学观念的张力场中。这种背景下的诗学是不能脱尽诗教思想的支配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了“滋味”的论诗范畴 ,但笔者认为 ,在钟嵘的诗学理论中所隐藏“诗教”思想是其理论的真正支点。无视此点 ,将导致对其诗学的误读。本文拟对钟嵘《诗品·晋阮步兵诗》条作出疏证 ,以证此论     

论赋、比、兴与“诗言志”及“诗教”的发生学关联

赋、比、兴 ,诗言志与诗教是中国古典诗学史鼎足而三的诗学概念。氏族会盟活动不仅是赋比兴的母体 ,也直接孕育了诗言志与诗教两大诗学观念 ,并由此导致了这三种诗学观念的发生学关联     

《中国诗学精神》评析

刘士林的《中国诗学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ｌｏｐ年出版）,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诗哲助的修订版,《中国诗哲论》创作于叨年代初,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诗学精神》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风貌,个人特色十分鲜明。它在基本理念上提出了本体论诗学这一观念,通过对历史上十位诗哲生命精神全面而具体的阐释,对这一观念作出了具体生动的阐释。同时,此书是从古代诗歌的角度结合西方学者观点所作的文化研究,在理论探索中多有创新。该书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提出“自然深层的精神结构”的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历史中一切发生…     

蒙田《随笔集》诗学举凡

就"诗学"一语的广义可以泛指文学理论,蒙田<随笔集>应是文艺复兴诗学中举足轻重的篇章."随笔"(essais)作为蒙田开创的介于文学和哲学之间的一种新文体,于彰显作者主体意识的同时,本身也蕴含了古典文化的批评渊源.蒙田的一些诗学思想如强调诗应深思熟虑,有思想然后才有想象;在较低的层次上,诗可由规则和技巧来加以审断,但真正的好诗高居于一切规则和理性之上;此外读书应为一种消遣;乃至公开独立标举诗的娱乐功能,在文艺复兴诗学均少见其匹.蒙田的这些批评理念并非个人的一己之好,其所体现的毋宁说是"随笔"这一时新文体的美学标准.这也可以解释他何以反而不看好文艺复兴时期声誉最高的西塞罗,判定西塞罗的文体拐弯抹角,只适宜教学、诉讼和说教而不适宜阅读.甚至认为柏拉图的对话体都显得拖沓冗长,不着边际.     

《文选》的选诗观

《文选》中蕴含的诗学观点是萧统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梁代文坛上,萧统既不同于“主文派”的萧纲、萧绎,也迥异于“主质派”的裴子野,他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本文结合《文选》选诗实际,从情采观、功利观、诗法观、文体观以及“中和美”五方面探求萧统诗学观的内涵,并将其放入南朝梁代的文化背景中找出其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巨著在共构一代文学观念新识上的作用及其理论上的局限.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关于思路提示卡片背诵的探索与实践

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关注古诗文的微观背诵研究尚不完美,故创新性地提出：在熟读的基础上分析综合,从作品的字 里行间,见作家所见,听作家所听,嗅作家所嗅,尝作家所尝,触作家所触,感作家所感。作家是人,学生也是人,人均有共性。 共性的焦点正是生活这个源头活水,学生借助作家的文字平台,并与生活这个源头活水两相对照,进行间接互动,学会把思路 提示写在卡片上,携带方便,容易记忆,效果甚佳。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论中国散文诗的形成及其早期的文体建设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在五四自由诗运动时期,我国一方面从西方译介了大量散文诗,另一方面很多作家和诗人参与了散文诗的创作,使我国散文诗迅速完成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是我国散文诗进入自觉状态后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涌现了一批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而且形成了比较粗略的艺术流派。     

泰戈尔散文诗的特色和中国品质

泰戈尔的散文诗有三个特色 :以平淡为美 ,以随意见长 ,以静穆为大。宋诗具有散文诗的特征 ,这提供了对泰戈尔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契合点。泰戈尔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 ,他钻研过中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和大诗人的作品。泰戈尔的散文诗中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 ,因而特别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客观上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积极成果     

中国当代散文诗局部观察

综观近20年来的中国散文诗创作,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形式的变化相对和缓,构成了与散文诗的内容(或说内形式)互为牵制与互补的关系.在大陆及台港地区的散文诗界,年长的写作者多偏向于传统格调的抒情写意(商禽等是例外),稍年轻的写作者则更注重与现实和现时的对接,并在其中注入了当代文学(诗歌)中的先锋因素.中国散文诗需要保持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更需要的是稳中求变,创新是关乎散文诗文体生命力的关键.     

习近平中国古诗文涵养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启示——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

习近平运用中国古诗文,是以美好的形式和情怀阐释民族理想、时代潮流和人民需求,可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借鉴。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适当运用中国古诗文,坚守文化自信,整体探寻中国文明、革命与现代化之道,可将大学生的思考引入更深广的领域中;加强中国古诗文运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利于向高校学子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其传播中国好声音;合理运用中国优秀古诗文,可促进大学生明确其理想、信念,提升其智商和情商,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效结合。     

前七子之前与同时的文章复古意识

明中期开始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含诗、文两个方面,即既有诗的复古,也有文的复古,虽然其间有理念上的关联,毕竟又各渊源有自。以文的复古而言,在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之前或差不多同时,事实上文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章复古意识的存在与酝酿,并与随后发生的前七子运动可相衔接与相鼓荡,由此构成了一自成一体的观念演化系统。文章即以这一情况为考察对象,尤其集中对一些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链条加以疏证。     

论中国古代艺术散文与诗歌的审美差异性

以实践本体论为理论基础,可以把中国古代艺术散文与诗歌在审美形式上的区别归纳为三点:在思维和创作方法上,艺术散文重在体物而赋形,诗歌偏于缘情而立象;在文本上,诗歌强调情调,散文强调智慧和趣味;两者之所以不同,是由诗歌与散文作为中国文人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决定的,也是由诗歌纵情和艺术散文任性的内在本质决定的.     

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

余光中是诗、文兼擅的当代作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倡导和应用"适度散文化"的艺术方法.此一方法既是对中国古代"以文为诗"传统的回顾和借鉴,更是一个现代诗人、诗论家为促进现代诗创作的健康成长而提出的开拓性命题.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