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汉初法典的儒家化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中国封建法典的儒家化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记录了从西汉建立到吕太后二年西汉政府陆续颁行的法令。从《二年律令》来看,西汉初期的法典就已经融入了儒家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同罪异罚、维护孝道、救助贫穷、养老制度、宽刑主义五个方面,其中同罪异罚、维护孝道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直接源自秦律。事实上,儒学对秦朝和汉初的政治生活并非全无影响。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从二年律令对不孝罪的规定看汉初的以孝入律

二年律令对不孝罪从内涵到处罚作出了详细规定,对不孝罪的处罚非常严厉。以孝入律是汉初法制的一个重要特色。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汉初出现了法律儒家化的趋势。从法制史的角度看,孝道从一开始就与法制密不可分。从家庭史的角度看,汉代是典型个体小家庭形成的时期。以孝道融入西汉法制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感化民众,稳定了个体小家庭。其次,由＂孝＂移＂忠＂,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再次,贵贱不同罚,强化了尊卑关系。最后：推行孝道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的发展。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初道儒融合与相争

汉初统治的七十余年间,是中国道家的辉煌时期,黄老学说成了西汉治国的指导思想。由于道家学说的博大的包容性,汉初出现了以道为主、战国以后融合各家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然而这种比较开明的文化开放政策,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禁锢政策,而遭到扼杀。并由此而影响中国政治文化二千余年。     

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论《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 ,黄老思想十分流行 ,甚至一度为统治思想。其时的儒学家也多采黄老之说 ,使其与儒家思想并融。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就吸收了大量黄老思想。他在引《诗》时 ,又同引《老子》 ,使儒、道二家经典同存于一章之中 ,而所引《老子》与《诗》 ,在同章中都是与同一人事或道义相发明的。这种对《老子》的引用 ,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汉初的儒家对黄老思想的认同 ,以及儒、道典藉并存而不悖的观念。韩婴着重关心黄老的治国、养生理论 ;他在采用黄老观点时 ,往往与儒家思想相发明 ,以黄老来说明儒家 ,其基本立场仍是儒家的。这种情况是汉初与民休息的政治方略的理论需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互绌互补的又一例证     

论汉初的“孝治”

“汉以孝治天下”,史家对此已有共识。本文试图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汉初的“孝治”作探讨（１）,着力解决如下几个问题：汉初统治者为何选择“孝治”？“孝治”在汉初的具体表现,“孝治”对人的心理影响,以及“孝治”与儒家“独尊”的关系。     

评《儒家治国方略》

评《儒家治国方略》金景芳曹德本同志的新作《儒家治国方略》日前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早知道曹德本同志在下功夫研究这个题目。这是儒家学说中的大问题，儒家学说的方方面面，都含盖在这个题目中。儒家由天道推及人事。人事不外乎内圣与外王两方面。内圣是修身，外王...     

论西汉政论文的政治适应

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政论文.西汉一代,政论文适应着政治需要.反思历史教训,阐说治国方略,是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的适应;论析经济问题,张目意识形态,是政论散文对西汉中期集权政治的适应;阐说为君之道,劝诫奢侈暴政,是政论文对西汉后期衰败危局的适应.     

西汉诏令的宗教内容及成因探析

因受儒家灾异思想的影响,西汉皇帝对阴阳灾异比较重视,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灾异流露出一定的惧怕心理,因而在诏令中出现许多惧词,这使西汉诏令具有一定的宗教特色。灾异学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反映在西汉诏令中,便是惧词与灾异经常相伴随而出现。     

儒家治国方略导论

儒家治国方略是指儒家在治国主张方面的方案和策略，是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决策，它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孤立的政治措施，而是儒家通过融会各家思想所形成的基本的治国指导方针，是在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庞大的思想体系。从它的宏观架构来看，是以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既有哲学理论基础又有伦理准则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伦理政治观。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秦后法家及其发展变迁

秦后法家是指自秦朝灭亡以后一直到清朝末被史家列入法家的那些人物和著作。它包括刑名法家、治狱法家、校订法家和注释法家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大致反映了法家在秦朝之后发展的几个阶段 ,即汉初的刑名法家、汉中期以后主要发达于宋明的治狱法家、唐代及其以后的考订法家、清代的注释法家。从这四个阶段的前后相继中 ,可以看出法家从站在法律之外的治国之道到着眼于法律之内的条文注释的演变 ,从自成一家的法治学说到可以归属于任何一家的律学 ,从而结束法治学说历史的变迁     

苍生与鬼神:贾谊民本思想的现代诠释

贾谊是汉初一位最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的民本思想中所蕴含的古儒宗思想、古道宗思想和阴阳刑名学说的思想 ,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地位和影响。汉初 ,统治者大都循此思想而行。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

康熙四十二年秋冬之际,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

张家山 2 74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简 ,不但在秦汉法制史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价值 ,而且其中的《秩律》部分 ,更有一定的历史地理意义。过去因文献资料有限 ,于秦汉时期的县 ,只知有大小县两等 ,而不知其更详细的差异。《二年律令·秩律》不但让我们详细知道了汉初各县等级具体细密的差异 ,而且对于汉初究竟存在多少县 ,以及汉县与秦县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启示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张家山汉简律令所见葬俗制度及其在汉魏时期的演进

张家山汉简律令分别规范了葬期、赏赐敛衣与棺椁诸项葬俗制度.其中在"归宁"律法与<置后律>的双重约束下,葬期与继承制度相互制约,反映了汉初重视葬制从速的同时,适当关照了"致忧之义".在<赐律>中,敛衣与棺椁的赏赐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别,这是汉初身份等级制在葬制中的集中体现.汉魏时期,葬期的法律规范与葬具等级制的形成及其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魏时期薄葬与厚葬的并存.与此同时,葬制与礼俗的调整与革新也构成了葬制相关律令存续或废止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