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论隋唐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

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展使两晋南北历代政府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由教团自治到选任高僧大德为官,至隋炀帝时实行了对宗教事务的统一管理。但唐朝政教关系复杂,佛道争宠及帝王的偏好和权力斗争使宗教事务分隶多个政府部门,权力意志可随意改变部门的领属关系,既不合行政原则,又直接导致了管理的混乱。中晚唐宗教事务管理权竟落到宦官势力之手,是政府全面腐败的一个缩影。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辽金佛教研究（专题讨论）——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民国后期的杭州地区为例,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方式,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进而讨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战后的宗教政策,国家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对会道门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战后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打击与取缔,也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政权渗透,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小乘佛教对西双版纳傣族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是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虽然历史上的傣族封建统治并未实行政教合一，但佛教深入到傣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傣族社会的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从佛教与领主制政权的关系、封建法律对佛教的特别保护、佛教戒律对人们行为所起的规范作用、佛教与诉讼审判制度，以及佛教与处罚手段等方面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影响。     

从宗教的心理属性看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新疆南疆等地的田野调查

内聚性与边界性是宗教的基本心理属性,前者是形成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大黏合力,后者是不同民族之间产生对立与冲突的重要根源。文章以作者在新疆南疆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指出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中的老问题与新挑战,并从理念、组织与方式三方面提出边疆多民族地区宗教事务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

有学者曾指出:唐代著名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对佛教表示关心,不以某种形式与佛教发生关系。佛教的兴盛发达在不同方面成为影响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巴蜀,这是唐代经济与文化得到突出发展的地区。隋唐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和江南的联系与交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中原动乱,而巴蜀保持了相对安定;唐皇室两次(玄宗、僖宗)入蜀,客观上加强了这种联系。巴蜀佛教,也在这一局面下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巴蜀地区有其独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如道教的影响),又西邻吐蕃,与藏传佛教有密切交流,使得这一地区的佛教也具有明显特色。     

佛教本体论承诺与终极关切

当前学界对佛教本体论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所持的立论依据以及对佛教本体论内涵的界定等方面的差异,致使诸多学者在佛教本体论问题上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文章简略述评了关于佛教本体论问题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并力图从本体论承诺与终极关切二者的关系出发,探讨关于佛教本体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幽州的取得与北宋的灭亡

幽州是北宋和辽金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宋、辽金之间曾就幽州展开了长期的激烈争夺。台湾的陶晋生先生在谈到幽州与北宋之间的关系时,曾这样说道:"北宋朝野对于燕云十六州的恢复一事的关心,可说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宋徽宗为了贯彻收复失地的主张,冒险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政     

新疆宗教事务法制建设面临的障碍及其对策

新疆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现实决定了宗教事务更加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为实现新疆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的目标,我们必须从法律关系上对新疆宗教领域各种盘根错节的复杂现象进行准确的分析和界定,进而运用不同的法律对策加以解决和处理,找到新疆宗教事务法制建设的现实路径.     

试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佛教自传入西藏后,就不断适应藏民族的心理、习俗,并在西藏政治、经济的封建化过程中实现了藏族化,这说明藏传佛教不仅能适应某一特定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能够从教规、教义、仪轨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在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团结、教育、引导的方针,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不断进行宗教自身的革新,发挥藏传佛教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作用,才能真正实现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佛教的“世间化”与“世俗化”

"世俗化"(Secularization)可分别从社会的方面和宗教的方面看,佛教的"世俗化"是指佛教从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文化背景和内外压力下越来越重视世俗的倾向.佛教的"世俗化"同其"世间化"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这两个概念的解析和区分有利于我们对佛教史及当前佛教界的某些实践进行反思.     

佛教对浙江茶叶和茶文化的影响

浙江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而名茶甚多,茶文化也丰富多彩.同时,浙江佛教文化也很发达.本文试图从浙江茶叶备受佛教推崇的原因,佛教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浙江茶叶的发展,浙江茶叶随佛教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这三个方面简要地分析浙江古代茶叶和佛教的关系,以更好地了解浙江古代茶佛文化互相融和这种现象.     

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之比较--从佛教与政治、佛教研究法两方面看

本文从近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欧阳竟无与"人间佛教"的关系,主要比较了他们在佛教与政治,以及佛学研究方法论两方面的异同.这些方面,都是以往相关研究中被忽略掉的,本文希望通过选择这些议题,拓宽相关论题的研究视域.     

佛教中道观与艺术辩证法

自佛教传入后,中国文艺美学家将佛家思维方法中某些具有辩证因素的内容与传统的儒道思想相融汇,合而用之。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本文只从两个方面对佛教中道观的思维方法对艺术辩证法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作一点研究。一、中道观与艺术的相反相成论中国佛教传授佛教的中道观自姚秦时的鸠摩罗会始。佛教中道说的宗旨在于它的不偏不倚,即它不断然地肯定或否定某一事物,或者从单个方面的绝对义去给事物定性,而是排斥两种绝对对立的看法而取其中。《中论》里著名的“八不缘起”论就是代表。“八不缘起”理论在给世界定性     

近三十年来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学者对于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大致看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佛教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研究佛教与文学题材、主题、人物的关系,研究佛教与文学语言、文体、方法的关系。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于宗教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     

从戒律自身原因看唐宋敦煌僧人之违戒

戒律是僧人生活中之最高法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僧人修行程度之高低与是否能够遵守戒律关系密切。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推进,自印度而来的佛教戒律自身也出现了某些松动,这些松动却恰恰成为僧人违戒的重要原因。文章试从戒律之繁复、前后矛盾以及戒律的让步等方面分析唐宋敦煌僧人违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