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与琵琶有关之诗作

唐代传自西域的琵琶艺术,为当时的中原听众平添了异样的新奇之感,因而博得了文人学士的喜好,写作了大量有关琵琶的诗歌。本文分五类对唐代琵琶诗进行分析,展示唐代音乐的雅、胡交融和进一步与文学相结合的特质。     

中国佛教音乐演进觅踪

佛教音乐是赞颂佛陀、宣唱佛理的重要载体,曹植首创中国式佛教歌曲“鱼山梵呗”。隋、唐时期以法曲为代表的佛乐进入了鼎盛阶段,而唐代以来的俗讲、变文则对我国近代曲艺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佛曲创作、传播中的问题不少,值得深思。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时,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浅谈唐诗中的游侠精神

崇尚武功,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由于于唐初定国之际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取得并巩固政权和唐代长安的多元文化使得长安游侠精神有了存在的思想背景和历史价值。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逞强好胜,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为唐代诗歌注如新的刚劲活力。     

近二十年唐代法曲研究综述

法曲作为一种独特的歌舞音乐体裁,盛行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它代表着当时唐代歌舞音乐的最高成就,为我国唐以后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法曲作为唐代燕乐歌舞一种重要音乐体裁而载入史册,为世人所瞩目。本文对近20年唐代法曲的研究从法曲的由来、法曲与法乐的关系及法曲与大曲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     

道宣与中国佛教史上“法难观”的形成

近代学者用"法难"一词概括中国史上重要排佛事件。唐代初年,在佛教与政治出现紧张关系的背景之下,道宣(596-667)多次提出"法难"观。武德时期,有全国范围的限制寺院行动,道宣师徒居住的日严寺也被合并,他产生政治上的压抑感;高宗时期,随着道宣成为长安僧团领袖,历次排佛事件成为道宣争取朝臣同情以及整顿僧团秩序的历史依据。     

古诗与琵琶

古代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琵琶则是中华民族最富艺术表现力的弹拨乐器之一。历史上曾因琵琶产生过很多诗歌佳作,而诗歌对琵琶艺术在情感抒发、意境创造等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具有共通性。     

宋诗配乐性丧失原因浅析

我国的诗歌在产生之初曾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出现于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让诗歌走上了脱离外在音乐,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经历了唐代的"声诗"阶段后,诗歌在宋代几乎完全丧失了入乐的功能,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文学样式.本文试图从诗歌、音乐两个方面入手,探求诗歌在由唐到宋的转化过程中,其外在音乐性丧失的原因.     

简论唐诗中的音乐美

唐代诗歌和音乐水乳交融;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具有韵律的美;入诗的乐器多种多样;诗歌和音乐也相互促进和结合;诗人描绘音乐的手段和效果非常独特。     

敦煌学视域下唐代长安的三教关系

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保持着密切联系,长安是全国儒释道三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敦煌文书和史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儒士、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佛教、道教为宣教弘道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反映出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唐代宗教思想影响下的诗歌圆相之美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圆美意识为唐代诗歌打下了明显的"圆美"烙印。唐代诗歌丰富多姿的圆相之美,是由于唐人敏感的诗心对外界的全面领悟,而此领悟心内又潜藏着丰厚的宗教质素。宗教思想丰富了唐代诗歌圆相之美的形态,加深了诗歌圆相之美的底蕴。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背光乐伎研究

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背光乐伎,包含有腰鼓、横笛、箜篌、阮、排箫、筚篥、笙、琵琶8件乐器。这些乐器既有中原传统乐器,也有西域外来乐器,它们同时出现在卢舍那佛背光中,反映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这组乐队是以吹奏乐器为主的吹、弹、打三类乐器的组合,蕴含了佛与音乐舞蹈的密切关系,是唐代美学观的生动体现。     

南音琵琶演奏艺术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琵琶在秦汉至唐代，为多种弹拨乐器的总称，它包括圆形音箱、梨形音箱、曲项、直项等多种形制。有关“琵琶”二字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典籍。琵琶在不同时期不同乐种及剧种中的运用决定了它的演奏艺术的不同与变化．但它们都叫琵琶。至于为什么有“南音琵琶”之称呢？那是因为它除了在南音中运用及为了和目前的北琶区分开来才特称的．在南音演奏艺术中．也照常称之为“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铜钹、贝、义嘴笛以及某些形制的鼓则是北朝前后由西域传入的乐器。由于民族的迁移．国内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石窟中的伎乐人和伎乐天提供形象的材料。此时期的音乐，上承秦汉传统音乐．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外来音乐。而获得新的发展。     

宗教诗歌与诗歌中的宗教──从王维的佛理诗看佛教理念对文学的浸润

以王维的佛理评为主要研讨对象,分析佛教理会从东晋至唐时期的主要表现特征。认为在中国较早的僧诗里,佛教教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显得生硬、不成熟,显示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而未触的状况;至唐代,缘于佛教的极大发展,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王维是最典型的代表者。佛教教义在其诗歌中的表现,就其内容而言,佛教的核心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他将自然物像的审美表现与佛理的宣扬、体悟浑融为一,淡化了佛理诗的言理倾向,增强了诗歌的文学性,突破了早先佛理诗格局,使诗歌显示出另一种情致与景像。这种演变,显露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化事相,又明显地表露出佛教对大学的逐渐渗入及深刻影响。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唐代山水诗意象解析

唐代山水诗意象丰富,发展了六朝,开启了宋代同类诗歌创作。泉、寺庙道观、钟等意象,反映了佛道思想的影响。而暮色、夜晚、月等意象除了发展前人,也与佛道思想影响有一定的关联。山水画是唐代山水诗中又一经常出现的意象,这表明了诗画合一的审美趋势。清赏是唐代山水诗中的抽象意象,总体反映了唐代山水诗的审美特征,此意象的产生和当时士人的吏隐心态有关。     

山僧尽相识 应念苦吟人——诗人喻凫的诗歌创作

唐代诗人喻凫一生交游甚众,和众多诗人有着唱和,他创作诗歌,呕心沥血,字字是血,其诗歌中处处体现出受佛道思想影响的禅意。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诗歌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展现给后人的正是一个古代读书人的缩影。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