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从本体诗歌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

本体诗歌翻译理论主要探讨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该达到形似还是神似,译者应该求真还是求美,这是翻译界一直争论的话题。按照“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的关系来分析江枫先生对艾米莉·狄金森的两首诗歌“暴风雨夜”和“篱笆那边”的翻译,可以看出,标点符号、遣词、诗歌的韵式和诗人的创作风格等方面体现了江枫译文的特点和风格：译文选词简单但富有张力,行文简约而内敛,与原诗风格颇似;但由于过于追求简约而稍显生硬和晦涩。总之,江枫的译文是形似与神似结合的典范,体现其“形似而后神似”的主张以及“简约而忠实”的风格,但并未完全实现“求真与求美”的完美结合。     

翻译研究动静观

翻译是过程也是结果。从翻译过程来看,翻译是"语境重构"的跨文化跨语言交际过程,从翻译结果来看,翻译是产生同原文等效的译文。翻译过程研究催生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动态研究,从狭义角度看,是翻译语境研究,即从译者视角考察翻译过程中的"语境重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宏观翻译策略及微观翻译方法的研究;从广义角度看,是从研究者视角进行包括翻译语境在内的源语语境、原文语境和译语语境、译文语境的翻译语境化研究。翻译结果研究产生以译文为中心,重视译文批评的翻译质量评估的静态研究,涉及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建立和翻译质量评估参数的设定等。两种翻译途径殊途同归,从不同角度研究翻译本质。     

散文翻译中的语篇连贯研究

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许地山散文《落花生》汉英语篇连贯性的分析,探讨了翻译中连贯对等实现的条件。本文认为,汉英翻译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过程。译者从宏观的角度建立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从文本到形式整体考察原文文本的连贯因素,这是实现译文连贯的基础。译者对原文文本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微观分析,再根据译文文本的特点重新生成语篇的连贯,这也是一个有限度的再创作过程。     

英汉歌曲翻译中译者的再创造

歌曲翻译属于二度创作。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须担负起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的双重责任,以使译文歌曲达到与原文歌曲最接近的理解、演唱和欣赏效果。     

目的决定方法--功能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以"译文目的论"为基础,主张译文的交际目的是决定一切翻译行为的总原则,从翻译的指导原则和评价原则两个方面突破了以原文为中心的等值理论,给翻译实践带来新的启示.它使我们不再片面要求译文与原文的对等,而是从更加宏观的层面-译文在译入语文化情境中的交际目的来确定翻译原则和对译文进行评价.     

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语篇连贯思维

翻译的直接对象是原文语篇,最终产品是译文语篇,而连贯是语篇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原文语篇连贯的识别和对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的过程。文章从对原文意义精确的把握,重构忠实而又通顺的译文,和最后从整体上对译文的校对,这翻译的三个基本步骤来阐述译者具备语篇连贯思维的重要性。     

试论翻译中译文对原文文体的适应

文体学是现代语言学中的一门年轻学科 ,它的研究成果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篇译文的质量如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对原文文体的适应。因此 ,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透彻理解原文的文体特点 ,并运用已掌握的翻译技能处理原文 ,使译文尽可能地适应原文的文体 ,再现原文的自身风格。本文试从文体的两大分类———口语体和书面体出发逐一阐述在翻译时各种不同类型文体的译文如何适应原文的需要 ,同时兼顾读者身上的某些条件要求。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保证翻译作品的质量 ,努力提高翻译水平     

从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文章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为对象,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论瞿秋白旧体诗词蕴含的生命本体意义

瞿秋白的旧体诗词展示了他丰富、细腻、敏感而独特的内心世界。不同时期的创作表明了他在参与公众事业与退守私人空间的天平间的不同倾向。他的旧体诗词不但是特定政治历史语境中对艺术本体的回归,同时也是寄寓在精准的艺术表达中的对生命本体的回归,不但是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对生命的沉思和诗意表达,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现代人本意义。     

求同与存异：文化认同视域下《孙子兵法》英译中的两种翻译观述评

求同翻译观体现在译文必须完全表达原文的内容且译文表达方式必须完全符合译语的表达规范,存异翻译观体现在译文在忠实于原文内容又具有极强可读性的基础上又要忠实于原文形式.由于直译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诸多差异,故基于直译概念来判断译文在兼具可读性的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文形式特征便失去了根据.既然译者是在认同原文文化之基础上进行翻译,则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应体现在译文对原文的文化认同性上,故从文化涵化之视角来解释译者英译之忠实性乃是一理想的选择.     

蒂里希的本体论方法解析

蒂里希是从人的生存出发以本体论的方式来建构其文化神学体系的。本体论的方法是他的最重要的思维方法。本体论是指对存在的性质作哲学分析。一个本体论概念的功能,是要运用经验的某一领域去指示存在本身的特点,勇气作为一把理解存在本身的钥匙,就是一个本体论概念。本体论方法对于每一种宗教哲学都是基本的。     

今韵古风——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和创作中的仿古倾向

本文旨在通过解析庞德诗歌创作和翻译中的仿古特征,探讨其文学观。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原则已为人们熟知并认可,然而对他“以古为本、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及其创作中一直坚持运用古体语言和仿拟古体诗歌形态的仿古倾向,却存疑很多。本文通过分析庞德不同阶段的作品,阐述其如何以古典诗歌翻译为先导在诗歌创作中灵活地运用古典诗歌语言和体式使其作品具有今韵与古风相得益彰的特点,并由此指出:庞德从灵感到创作都深深侵浸在一种崇尚古韵的意识之中,而且这种意识与其现代主义诗学创新意识交织在一起,二者既冲突又融合;冲突是表面的,融合才是其实     

翻译艺术观"现实"关照的本体论意义

翻译什么的问题属于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就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由于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尚未揭示出来.经过修正,这一命题将有助于建立译者与作者、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平等对话关系,有助于理解人与翻译以及人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孤立的文本不占有文本的全部意义,"现实"同文本一起成为翻译的对象改变了对翻译本身及翻译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认识,然而这个"现实"并不是现成的,它同文本的意义一样是在实践中由原作和译者共同揭示出来的.共享"现实"的引入有助于翻译实践及对翻译的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思考.     

译作乃是新作——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的原则和艺术性

“译作乃是新作”是庞德从译作的接受角度和文学翻译的意义出发提出的翻译原则。这一翻译思想对西方翻译界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分析庞德的诗歌翻译原则和艺术性来阐明诗歌翻译的艺术原则和个性特征 ;同时强调加深对庞德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作及其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和现当代翻译理论发展动态的了解, 从而以文学翻译的多元视角来认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性。     

译作乃是新作——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的原则和艺术性

“译作乃是新作”是庞德从译作的接受角度和文学翻译的意义出发提出的翻译原则。这一翻译思想对西方翻译界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分析庞德的诗歌翻译原则和艺术性来阐明诗歌翻译的艺术原则和个性特征 ;同时强调加深对庞德的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作及其翻译理论形成的背景和现当代翻译理论发展动态的了解, 从而以文学翻译的多元视角来认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差异性。     

救 赎 的 深 度——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所施与的意义

莫运平的《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是一部关于西方文学救赎与被救赎的文本。具体而言,该文本提出并回答了两个相关的问题：西方文学的元拯救问题;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意义连接问题。在文本中,基督教文化成为了西方文学的本体论基础。     

论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

语言思想是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思想的重要方面。海德格尔承继了前期对传统语言思想中将语言视为言说工具的观点的批判。但同时,与前期相比,海氏后期的语言思想不再以＂此在＂为中心,从此在的生存论层面展开探讨;而把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存在,认为语言之本质具有命名存在者、使存在者入于其自身所是的本真力量。本质性的语言即是诗。在诗与言的关系上,两者彼此规定,各自成其本质。海德格尔的这种诗性语言观,使得语言回到其本有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人类存在之＂家＂,从而对我们当下回归到诗意的生存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关联理论看《英雄》字幕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以电影《英雄》的字幕英译为例,拟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译者的主体性。关联理论视翻译为一种涉及人的大脑机制推理的语内或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阐释活动,认为译者作为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协调人,要推断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及阅读期待,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成功地完成交际。     

余光中戏剧翻译实践研究——以《不可儿戏》为例

余光中的翻译思想得益于文学创作,他认为翻译与创作密不可分,翻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是一门变通的艺术。以余光中的戏剧译作《不可儿戏》为例,对其＂译原意而非原文＂的翻译原则及不拘一格、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进行探讨,对其所运用的意译、词性转换、巧用叠词、化用成语、巧用对仗句、化解长句等翻译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     

对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的思考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实践主体。人们对译者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传统译论、翻译科学论,到后现代解构主义学派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尽管每个阶段的研究围绕不同中心,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也迥然不同,但始终局限在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中,强调某一中心对另一中心的压制。然而,翻译活动从来都不是其中某一中心的独白,译者在翻译时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也正是译者与文本、读者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展开多元互动交流、对话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