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文人对元曲元典地位的标举

明代文人通过明初对元代曲家的身份认同和粗略的元曲文学成就认同,初步奠定了对元曲范式性地位的认知基础;尔后经过明代中后期对元曲文学成就、艺术特征的规律性探讨和归纳,明人以元曲风范为参照,形成了稳定的戏曲评价体系,并在实际上树立了元曲作为文学范式的标杆地位.而在文学理论续接方面,元人的戏曲教化论自明初至晚明,一直为明人所蹈袭,“文以载道”的内核一直为元、明两朝文人曲家所共同奉为圭臬.正是通过文学推重与理论承袭,在明代文人的标举之下,元曲最终获得了戏曲史上公认的元典地位.     

李渔论元曲

元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作为元曲的主体,元杂剧构成了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众多元杂剧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所提供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对后来的明清传奇创作具有多方面的典范意义。可惜的是元代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理论著作,由元代的曲家们来系统总结本朝戏曲艺术似乎也为时过早。明代的曲家们面对前朝光彩夺目的杂剧艺术,或挖掘戏剧史料,或探寻作品本事,或鉴赏曲词,或制订曲谱,对元曲的精妙之处多有涉及和评价,但仍缺乏较为完备深入的理论概括。这一任务是由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李渔最后完成的。李渔对元曲的批评影响深远,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仍可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因此,研究李渔的戏曲理论,不可不注意他对元曲的系统论述。     

试论元代儒士的心里结构对元曲批评文体的影响

元代儒士生存的边缘心态、娱乐的自适心态、价值的凸现心态的,心理结构决定了元人的元曲批评表现为序文体和目录体.序文体和目录体的文体形式也体现出了元人元曲批评的文化精神.     

元代作家的民族、遗民身份及文学叙事扩张和抒情自由

元代的文人构成具有一些特点,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具有了民族差别特性,而元代文学也具有异族征候。从纵向历时的视角来看,则涉及遗民身份及其所主导的遗民文学。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身份文学。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也具有一些特色:一是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性,这以元曲为代表,表现为叙事的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二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的抒情呈现出自由之势,并相应地有了个性的突出和心态的平和,平易正大和奇崛的文风都是文人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所促成的。     

论罗贯中赵云形象的创造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但它居然在读者中产生这样认知的和审美的效应:三国争雄,正义在蜀汉;三国优秀人物,亦尽在蜀汉;蜀亡魏兴,是历史的错误。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政治理想和道德审美观念向蜀汉倾斜的结果。即以武将而言,罗贯中也写了魏吴阵营中俊杰纷呈、猛将如云,却没有一个堪称高大、完整、真正感人的英雄人物。蜀汉大将数量远不如曹魏,一流的不过关、张、赵、马、黄、还有魏延约略相埒,但作者将他们写得血肉丰满,神采飞动;个个来历不同,性格迥异,都构成独特的人物典型,并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群体。这组群象,既是作者审美创造的辉煌表现,又是作者政治和道德理想的完美实现。从这些人物形象上,我们可以了解到,罗贯中心目中的武将要具备英雄的品格,     

论元曲奇崛的文化特质

我国传统文学观念由于受儒家诗学精神影响,强调"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即使对时政的批评也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了元代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文人地位的下降使之于传统文学精神产生了背离,从而使元曲表现出新的文化特质,即:突破传统的"中和"观念,大胆歌颂人性爱和本能欲望;看破红尘,陶醉山水,皈依佛老;揭露社会的黑暗,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的"蒜酪"风味.     

野性与率性--论元代平话的审美特色

元代平话在人物形象、思想倾向、表达方式上,均表现出野性和率性的风格,这是元代平话这一白话小说发展阶段特有的风格特征,与明清小说迥然有别.这种写作风格虽然说不上成熟完善,但自有其自然可爱之处.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三种原因与元代平话的主要内容来自民间说话有关系;与元代北方民族的审美风格有关系;与元代文人的处境也有关系.     

论元代之词曲互动

词曲代兴 ,但元词与元曲体性相近 ,易于嫁接 ,在相同的文学背景下共生而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宏观上首先表现为词入于曲 ,包括词调、词境和词事在曲中的被沿用。其次表现为词的曲化 ,在内容、语言和风格类型上 ,元词受元曲的影响亦甚深。而元代不少兼擅词曲的文人 ,其创作或词曲同工 ,或词曲异调 ,在微观上也表现出两种音乐文艺样式间的互动。     

试论元代儒士的心里结构对元曲批评文体的影响

元代儒士生存的边缘心态、娱乐的自适心态、价值的凸现心态的心理结构决定了元人的元曲批评表现为序文体和目录体。序文体和目录体的文体形式也体现出了元人元曲批评的文化精神。     

唐宋元小令流变论

宋词、元曲,向来与唐诗并称,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小令,作为词、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犹如诗中的绝句一样,以其短小精悍的形式、意味隽永的特色,吸引了无数的唐宋词人和元代曲家为之呕心沥血,赢得了历代读者的击节赞赏;面对这一名家辈     

论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及其成因

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主要有三点 :一是突破“发乎情 ,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 ,毫无掩饰地表现爱情 (包括情爱、情欲、性爱 )。二是突破“主文而谲谏”等传统观念 ,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 ,深具“蒜酪”味。三是突破“治国平天下”等传统观念 ,表现看破功名利禄、陶醉隐逸生活的人生理想。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的成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与互相影响 ,使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二是元代轻视科举取士制度并歧视汉族人 ,使元曲作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下降 ,从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三是道教在元代的广泛传播 ,尤其是全真派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 ,使元曲作者的人生理想发生了变化。     

论《琵琶记》创作的文化心理背景

高明受元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出于对文人生存命运和立身扬名的关切、对儒家文化经治病乱社会的眷恋、对宋元以来文人形象塑造的普遍不满、对民间戏曲创作的偏颇和缺憾的批评以及对历史文人在民间谬传的责备和同情,创作了为文人立心的<琵琶记>.     

元代文人的心态写照——元散曲咏物诗之析

元散曲中之咏物诗,在元曲研究中尚属空白。元散曲咏物诗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即歌咏人生哲理与处世态度、百业世态与世风评贬、动植物具象、文化娱乐、女性体肤衣饰。它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及理想取向的变化,彰显了元代文人自高自傲、自得自许的心态。     

疏离与融入:在都市中成长的小说人的矛盾情怀--90年代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人物形象综述

90年代是一个城市文化日益成为主流文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城市文化影响下新的叙事形象的出现,从而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也标识了90年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本文具体从三个方面论述了90年代文学中新的叙事形象,进而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试着揭示时代和文化的一些变化.     

论元曲家对屈原的评价

随着传统信仰的失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元曲家对封建政治的价值普遍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又促进了“避世”思想的膨胀,成为中国避世哲学的和声,并在元散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貌似游戏文字的散曲,能更自然地流露在传统诗词里不易流露的真情,发泄内心的牢骚。基于上述原因,元曲家对屈原的忠君爱国、清廉、独醒等为历代文人所推崇的传统美德进行了重新评价,将其作为对立面予以了彻底的否定。     

元杂剧文人形象的文化审视

本文归纳分析了元杂剧文人形象的基本类型及其生存轨迹 ,并对其历史身份、命运转化模式、世俗化倾向等三个方面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剖析审视。元杂剧作者并未自觉体悟到其生存价值取向的多元潜能 ,仍执着地把文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生目标框定在以政治归属为轴心的传统轨道中 ,因而 ,塑造的文人形象缺乏由时代特殊性所激活的新鲜命意 ,并没有反映出元代文人“多方面分途迈进”的生存实践。不过 ,其明显俗化的文化心态和品格却为我们提供了封建文人的另一种形象“版本”。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以三国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特别是经过历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以及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这些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当然,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种传说与想象中变得越发模糊.三国时代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即为此例.其最初是以一种没有被正史立传的模糊形象出现的,魏晋以后关于其成为(壤)矶娘娘的历史传说逐渐流传并日渐放大.年深日久,由于史书的散佚、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等原因,孙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为历史记忆基础上所形成的孙安、孙仁、孙尚香等新的人物形象所代替.     

《三国志平话》叙事的原则与视角

《三国志平话》叙述三国故事大体遵循三条原则,即历史原则、报应原则、道德原则。《平话》在《资治通鉴》编年体之外创造了艺术的叙事文本,确定了迥异于正史的叙事视角,把历史本真的复合结构改变为刘备蜀汉发展的单线结构。《平话》对刘备蜀汉同情与赞颂的叙事中积淀了魏晋以来不同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平话》的艺术图景中凸现的主要是蜀汉方面不多的几个人物,经常占据叙事焦点、最为活跃、塑造得最有生气的人物是张飞。《平话》的叙事原则与叙事视角,表现了市民接受群的审美风尚与道德观念、价值判断,表现出民间艺术来源于史著、但又别异于史著的艺术趣味与评价倾向。     

舜帝形象的文化蕴含与历史影响

舜帝形象历来较为复杂,从逻辑上讲,他至少具有三张面孔：一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二是神话传说中饱含幻想与想象的主人公;三是诸子百家所阐释的文化符号。自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对舜帝形象及舜帝事迹广有阐释．论及影响则以儒家为最。儒家的阐释呈现出以家为核、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绳、以利为归等价值倾向。由于舜的传说广为流传,舜的事迹被反复阐释,舜的故事成了民间故事反文人创作的母题．舜的形象成了众多文学形象的范本,舜的文化性格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因此,深入推进舜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