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沉、党政统合与基层治理体制创新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资源与任务的矛盾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一矛盾,政府不仅通过网格化治理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将资源有效下沉,而且通过“网格+网络”的双网驱动模式,实现了财政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网格化治理,基层政府不仅实现了资源的下沉与整合,解决了资源与任务的矛盾,还以中国特色的党政统合模式实现了基层治理的体制创新,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应急管理视角下网格员队伍建设研究——基于温州市瓯海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考察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温州市实行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办法,是将城乡社区和街道划分成为单元网格,并由网格员进行基层服务管理,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网格员作为离群众最近的基层工作人员,不仅对社区网格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应急管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尝试在应急管理视角下探讨温州市瓯海区网格化管理实践过程中网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路径研究。     

网格化管理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机制探讨——基于苏州、佛山的案例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得到广泛推行。田野调研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的实践形态,在实践中表现出“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与“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两种类型。“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通过纵向科层资源的集中配置,将基层社会的扩大化治理事务纳入国家治理轨道,凸显了纵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基于社区本位逻辑,嵌入原有治理体系,并通过下沉治理单元,在社区内部塑造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显示出横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网格化治理制度实践的差异受到地方治理情境的影响,其中治理需求对接机制、治理资源动员机制和治理主体选择机制是形塑网格化管理实践差异的重要机制。基于中观维度的分析路径有助于理解制度的差异化实践。     

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的现实困境及建设对策

网格化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形式,网格员作为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人员支撑着社区网格化治理运作。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网格员队伍建设缺乏专业性和合理性,因此亟须优化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责任网格的精细化治理逻辑及其效能——乡镇党委统合的一种组织创新路径

乡镇党委主导下的网格化创新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性,但网格化与基层精细化治理之间的关联性仍有待论证,其核心命题在于基于责任划分的网格化治理能否促进基层体制与乡村民情的衔接,促进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以及情境化的适应性治理。通过S省L镇个案经验分析“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及其效能,研究发现:责任网格是基层行政组织基于事权有效分配和资源优化利用而建立起来的科层制运作体系,在层级设立、组织架构和人事配置上具有灵活性;责任网格以事权责任分配治理空间,由“网格到片”变为“责任到人”,能够强化行政体系与复杂治理情境的适度衔接;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为治理事务差异识别机制、治理资源有效动员机制和治理情境塑造引导机制。责任网格是基层治权有效集中的组织载体,其功能在于以组织网络制造有效的乡村政治关联,促进基层精细化治理。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     

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适配的模式与机制

为阐明国家行政下乡与信息技术应用在基层治理场域中适配性问题,对比了浙江、江苏与广东三地的网格化治理：浙江筛选性适配模式体现为网格录入信息筛选和治理议题的自我设置;江苏全景性适配模式描述的是网格信息全要素录入和上级对基层政权和村庄社会的全方位调动,表现出治权的向上集中和向下分流治理的刚性;广东瞄准性适配模式描述的是村干部与网格员内外双轨并行的治理格局,网格化系统瞄准社会治理事务。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行政系统面临高度变动和复杂化的社会,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所化约出来的地理、社会边界和数据的确定性满足了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但其适配还需区分精细化治理适用的领域与强度,并坚持技术治理的工具论,把网格化治理与技术治理回归到治理的本质上。     

重新明确治理责任:理解社区治理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重庆市C街道网格化创新实践的考察

社区治理行政化与治理责任弱化共同作用于社区治理内卷化。如何重新明确社区治理责任成为当前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的方向,也是理解社区治理内卷化的新框架。田野经验表明,重庆市C街道网格化创新实践重新明确了社区治理责任,其治理过程为:划分网格单元、落实治理责任;整合基层资源、软化制度约束;明确问题导向、夯实治理能力。网格化创新实践从几个方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优化权责利结构,强化居委会治理动力;激活社区主体性,提升居民当家人意识;培养群众化干部,形塑简约化治理格局。因此,重新明确治理责任的网格化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1+N”党建共建凝聚为民服务合力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文北街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把基层党建与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机融合,探索“1+N”党建工作法,即党建引领,统筹各方合力,调动群众参与,通过织密社区网格、强化互融互动和开展群团服务,对社区进行有效管理、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网格化管理填补服务居民空白点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自2012年6月份以来，在城市社区开展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实践和探索，经过制订方案、划分网格、招聘网格员、搭建信息平台、建立规章制度、开展基础信息采集录入等阶段的工作，目前实行有关部门及网格员、社区工作者、基层协管员进驻网格，在网格内直接联系社区群众，形成联动融合、消灭服务空白点。     

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     

新时代乡镇法庭与社会治理

近年来国家全力推进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的全面下沉,加强基层网格化治理,试图解决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空壳化"和"悬浮"问题,虽然基层治理资源不断增加,但边际效应递减,出现了"内卷化"趋势,乡镇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构建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选取M乡镇法庭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其具体考察和分析,梳理出乡镇人民法庭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案件多、人员少、有效沟通乏力、执行难等困境,进而在参与平台化建设、基层司法人员的角色定位与运行过程的平衡机制构建等方面做了路径探索.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网格化管理在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关系中的变迁动力与反思对策

网格化管理是促进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的关键工具,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治理的鲜明特色.实践表明,网格化管理在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中承担着管控治理、民主保障、社会协同、民生服务、安全维稳、信息扩展、资源整合、利益诉求等独特动力功能.发挥网格化管理的正向集聚、整合、管控动力,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中行政绩效偏重、服务网络断层、社区自治空间压缩等负向问题.因此,要在明晰社区公共服务网络"双元双制"变革复杂性基础上,设计社区服务事权和自治权均衡联结,利用网格"云"平台拓展网络关系,注重技术与资源全覆盖并行发展,发挥监督评价机制的内在驱动力,推进行政管控和多元主体协作融合.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以任务为中心：县域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机制研究

在机构编制资源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内部调配,盘活编制资源存量,提升编制资源使用效益,实现编制资源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是当前机构编制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调研发现,浙江S县创新推出一条“摸清底数-绩效评估-统筹优化”的系统性编制管理改革路径,有效破解编制管理部门多样化、管理流程割裂化、编制利益私有化等多重困境,并通过编制管理的部门协同、流程闭环以及统筹优化实现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相较于传统以职责划分为基础的科层体制造成的政府碎片化,这种整体性调配以问题为导向,以治理任务为中心重新构建治理场景,能够在场景内部系统实现协调、整合与责任等整体性治理要求,是破解政府碎片化的有效探索。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维稳机制创新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依托网格化管理,积极推进基层维稳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使基层维稳能力逐渐增强,社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应用,应该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基层维稳中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经验,实现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互为支撑,明确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主要任务,加强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以提高基层维稳工作的成效,实现社会持续稳定。     

提升“四力”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认真贯彻自治区“五化协同、大抓基层”工作思路和呼伦贝尔市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重点工作任务要求,坚持把党的建设贯穿城市基层治理全领域、全过程,开创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局面。坚持系统建设提升“领导力”树立全巾“一盘棋”思想,召开全市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出台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施方案和《满洲里市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工作办法(试行)》等制度性文件,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确定为“书记项目”来抓,实现各领域党建工作互联互动、各区城党建工作协同推进。纵向上,建立市、街道、社区三级联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