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赤壁”赋图的文本书写及其意义

在中国辞赋史与绘画史上,由苏轼创作的前、后《赤壁赋》占驻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辞赋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拟效作品,而且是历史图绘赋文作品数之最。“赤壁”作为赋与图的“母题”,其摹仿作品的图像与语象又呈现出相异与相同,这决定于读赋与读图有着不同的视角,因为图像对语象再现的共同点在物象的展示,其不同又在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其中作者的选择与需要,自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聚焦点。从绘画史来看,这标志了文人画与山水画的成熟,从辞赋史来看,又表现出文人赋由写物到写意的变迁,其间的趋同性,正是“赤壁”赋图凸显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赋作与画作对“赤壁”情境的追摹与创造,又可于中探寻赋与图的异同及其书写意义。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鲁迅与花卉

鲁迅青少年时代买花书,绘花谱,种花,养花,后来在作品中描写花,借花抒情,以及编辑出版与花卉有关的书籍,表现了鲁迅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以及他独特的审美情趣.鲁迅的花卉情缘,显示了鲁迅紧张、辛劳的战斗生涯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欧美华人女性自我书写文本中的审美特质

欧美华人女性的自我书写文本是“东方的血脉和西方的营养”融会而生成的一种富有全新特质的文本。作家打破了中国现当代女性自我书写文本中单一、封闭的审美范式如女性幽怨或者决绝的女性主义姿态等,作家的全球化意识和独特的视角使文本呈现出一种东方古典审美意蕴与西方现代文化理念并举的全新的审美风貌。     

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瞍赋”两条，历来都认为是指赋诗。本文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出发，认为这两条文献中的赋，很有可能是指早期的口头创作的赋。从而推测在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     

唐宋词女性化书写与审美

唐宋词的女性书写多表现为女性化的思维模式和视角转化,并特别突出哀伤之感。通过与传统的女性书写比较可知,唐宋词的女性书写超越了传统的代言与模拟,具有一种阴阳和谐的双性之美。     

论明代闺秀词人的"女性书写"及其词史意义

明代闺秀词人书写了其在男性世界中为人女、为人妻以及为人母等不同身份的多元情感体验,表现了明前词中所不曾有的真正的女性情思与女性美感特质。同时,也从理论上提出＂诗故非大丈夫事＂这一新的观点来肯定女性的写作权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书写＂。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明前女性词主题单一、性别色彩不够鲜明的局面,把女性词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女性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论花卉的旅游审美意义

花卉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观之一 ,具有“色、香、姿、韵”四个方面的旅游审美意义。花卉的色彩给人的美感最直接、最强烈 ,不同花色具有不同的感情象征意义。花卉的香味包括“香”与“味”两个方面 ,不同的香型具有不同的美感类型。花卉的姿态千变万化 ,因与季节无关而具有持久之美。花卉的风韵美是花卉各种自然属性美的凝聚和升华 ,是一种自然意态之美 ,它比花卉纯自然的美更具美学意义。由于作为欣赏对象的花卉是一种具有生命的自然之物 ,因而 ,花卉欣赏是一项特殊的审美认识活动 ,除了受审美主体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情绪条件等影响之外 ,还受自然条件和天时景象的影响。     

《文选》“哀伤”赋略论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分为十五类目,其中"哀伤"一目选赋篇数最多;"哀伤"题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哀伤"赋选文无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极富特色,具有代表性;不同历史阶段哀伤赋创作的不同特征,既呈现了哀伤赋的发展流变,也凸显了《文选》"哀伤"赋选文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     

代咏鹤文学书写与士人心态——以鹤赋为中心

宋代养鹤之风盛行,士人与鹤的关系更为紧密,出现了较多咏鹤诗文,其中包括5篇鹤赋,分别为吴淑《鹤赋》、李洪《双鹤赋》、秦观《叹二鹤赋》、刘克庄《吊小鹤赋》及方回《吊鹤赋》。与前代相比,宋代鹤赋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从宋代鹤赋的写作倾向、鹤形象的塑造及鹤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三方面,可以发现宋人偏好鹤遗世独立的“仙禽”特质,背后反映了宋代士人对公与私、仕与隐的矛盾与调和,而鹤承载的正是宋人对闲适隐逸生活的企慕与向往。     

“百城赋”与古典文体的百年际遇

20世纪以来,受制于从宏观社会氛围到具体语体环境的巨大变革,赋体一度受到冷落。百城赋以规摹古代赋体尤其是古代都邑赋为职志,从结构到语言到内容等多个方面都注意吸收传统赋体文学经验。它的出现,既是对赋体文体功能与特性的重新检阅,也反映出官方层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百城赋的文本本身还存在着语言杂糅、韵律散乱、书写受限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予以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