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社会动员与政治动员：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与内在逻辑

内生动员和外部动员是当前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两种主要方式,遵循两套不同的实践逻辑。内生动员本质是一种社会动员,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村庄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生产能力,新乡贤是被村庄社会吸纳的民间权威,能利用自身的权威推动村民开展自主建设。外部动员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新乡贤是经过地方政府和村庄双重吸纳的社会权威,遵循乡村发展的“大公”逻辑,能利用自身权威身份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建设。这两种路径都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但其内在逻辑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不一样,为不同地区寻找合适的新乡贤参与路径提供了经验参考。     

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关键环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这需要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发挥集体优势,共同达成。高校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既有现实条件,也有历史基础。高校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对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基于对高校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实践与成效的反思,得出以下结论：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做好组织管理、主体间互动、实践路径三个关键环节。首先,关于高校内部的组织管理环节,既要坚持和完善科层制的形式,也要发挥权威的感召作用;其次,关于高校与其他参与主体间互动环节,既要构建协同体,也要创新互惠机制;再次,关于探索和创新实践路径环节,需要坚持整体视角,关注社会结构的各要素,推动社会功能的发挥。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多元主体重构研究

破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农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有着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和困境,应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重空间范围内重构主体角色分工,形成农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农民主体地位应确定为生产空间的市场主体、生活空间的自治主体和生态空间的权益主体;其次,政府主导应限定为现代农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构建者、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者、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第三,市场参与应界定为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推动者、乡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责任者;第四,让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外部环境的协同塑造者.进而,要通过多举措提高农民自主能动性、全方位提升政府主导效率、多角度探索农商共赢机制、多渠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建多元主体能动性,真正形成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数字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化在文化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功能上,数字化的发展推动着乡村文化的传播与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对文化振兴起到了筑基、固力、提效的作用。目前乡村文化数字化面临数字化基础薄弱、乡村主体数字素养较低、数字化资金投入不足以及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要从提升数字化建设水平、增强乡村主体数字素养、加大乡村数字化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数字化监督体系等多方面破解乡村文化数字化发展困境,为大数据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完善的数字化环境。     

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研究

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集中丰富和发展了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和共同富裕三大理论板块，其中，按劳分配是“体”,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用”,共同富裕是“魂”。理论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收入分配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时代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思想，应当着眼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不断深化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军队和社会组织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实施相关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不断向共同富裕迈进，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福祉社会、幸福社会。     

农村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以S村积分制治理为例

乡村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至关重要。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有利于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S村以“道德银行”建设为依托,以“十星农户”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行为量化成有形分值,存入道德存折并兑换物品以及收获荣誉奖励的运行实践表明：农村积分制在乡村治理领域有其特定内涵、运行过程及基本特征。积分制治理双向耦合的动员响应机制促进治理主体激活,目标量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治理目标实现,主体整合的多元共治机制促进治理能力再造,成为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点和重要驱动力。但积分制治理可能存在理想偏差,因此要综合考量各治理要素、发挥基层党组织“四力协同”作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持续参与,为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保驾护航”。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研究

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思考

第三次分配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标杆。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伦理补位则是对第三次分配本质和地位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机制具有逻辑必然性,既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白,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需要。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旨归是财富与道德的和谐共生,即推动个人财富的增长和个人善行善举的增加,形塑人人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文明新风尚。作为伦理补位的第三次分配,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系,展现了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蓬勃生命力。     

多源流模型视角下公费农科生的政策议程设置及路径探析

涉农高校承担着为乡村振兴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使命。本文通过梳理公费农科生政策的发展脉络,将公费农科生政策演化分为借鉴、探索、试点三个阶段,结合多源流模型理论,从问题源流（内部动因）、政策源流（外部动因）、政治源流（核心动因）构建公费农科生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机制,并在三种源流的基础上针对农科生公费培养政策提出建议：明确问题导向,从需求侧推进农科生教育;积极建言献策,推进部属涉农高校试点;动员多主体参与,树立正确观念,探索我国公费农科生政策优化和全面推广的着力点与发展路径,以期推动新农科建设,为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湖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探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对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以及人才振兴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湖南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乡村产业建设滞后、乡村文化发展乏力、乡村生态破坏形势严峻、乡村人才短缺流失等现实问题,而湖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健身娱乐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对湖南省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翼、以生态为本、以人才护航,共同推动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研究——基于“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

通过对“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具体路径。在实践中,“三瓜公社”特色小镇围绕推进产业、村庄和村民重塑,拓展宅基地功能,推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并取得较好的效益;激发包括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工商企业等多方主体在内的各类主体活力,并引导其通过多种方式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支持培育多方盘活利用主体、积极创新盘活利用机制,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从而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赋能增益造血：农牧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重塑——基于内蒙古小甲赖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强国的总抓手。农牧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受益者和评价者无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充分发挥农牧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是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根本力量保障。当前,激发农牧民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要着力破解农牧民在参与乡村振兴中表现出的自主性不够、能动性不足和创造性不佳等问题,需要打破农牧民主体角色降格、主体性体认不足、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自身能力较弱等现实藩篱,进而优化农牧民的主体实践空间,增加农牧民与乡村振兴成果的利益粘度,升级乡村人力资源体系的“造血”系统,以此重塑农牧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汇聚人民力量。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规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转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治理逻辑的转换。脱贫攻坚被看作是运动式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典型呈现,但又与传统的运动式治理理论不同,其实无论是在运作逻辑、动员强度以及治理效能方面运动式治理都有新的拓展,对其我们不应抱有“病理学”的态度。治理逻辑的衔接就是要做好乡村振兴在组织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技术以及治理资源等方面实现常规化治理转型。在政策优化上进一步处理好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政策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行政干预与农民参与以及社会公平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之间四类关系,只有逐渐将脱贫攻坚融入到乡村振兴之中,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式发展,才能够真正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     

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创新与理论价值的成果——《全面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评介

<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发展，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促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与此同时，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4条规定，国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提供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创业指导等服务，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促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寿险业助推乡村人才振兴的经济效应研究

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包含寿险业信息化制度创新和乡村人才振兴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与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诠释寿险业信息化制度创新对乡村人才振兴的影响,验证了寿险业信息化制度创新能够通过增加人才收入和扩大就业市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研究表明：寿险业推动信息化制度创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动力;创新型寿险可以生产出更加完善的寿险产品,提高人才健康水平,进而增加人才收入;寿险业依托互联网快速发展,给寿险业带来了利润,帮助寿险业生成更多的就业市场,为乡村人才提供就业渠道;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寿险业通过信息化制度创新对于人才收入和就业市场的影响程度也会因不同地区经济水平、数字化程度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因此,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要和当地经济科技发展协同并进。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载体,有效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选用Logit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但对劳动力流出无显著影响;第二,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更容易吸引年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第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参与过非农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回流。基于此,从管理与服务方式、培育方向、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引导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提供借鉴经验,对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