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与梦的玄学——格非小说《锦瑟》的诗词再叙事

格非的《锦瑟》在当代小说史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诗词典故的小说再叙事。时间和梦境的时空轮回是《锦瑟》的叙事语法,但格非的叙述智慧总是穿越形式迷宫抵达对存在的形而上之思,梦的召唤也是现实的召唤。记忆与梦幻的超现实书写,成为格非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向度,它试图证明“幻想的领域与神智清醒的领域具有同等重要的现实性”。     

二战记忆与身份认同——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试论

通过对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代表作《猫与鼠》中主人公和叙述者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这部小说在表层的马尔克故事之下潜藏着叙述者“我”的故事,“我”和马尔克都是极权思想统治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猫与鼠》中的“猫”成为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象征。小说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描绘,表现了格拉斯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通过个人记忆书写来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     

《南柯太守传》故事空间探幽

《南柯太守传》的故事空间可以分成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在其叙事中,故事空间一方面作为“行为的地点”,承载着人物的各种活动,更与人物的活动一起构成场景,支撑起整篇小说的基本骨架,建构起叙事脉络;另一方面,其梦境空间以及现实空间中的蚁穴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在凸显小说的叙事意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小说所呈现出的基本时空特点便是空间维度的强化与时间维度的淡化,以及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     

辩证地认识"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

旧哲学以“抽象的人”为其人学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现实的人”为其入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与“抽象的人”有明确的内涵,二者不可混淆。但是,换个角度说,“现实的人”也是“抽象的入”,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记忆记忆》的“后记忆”叙事与族性身份建构

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小说《记忆记忆》讲述一个出生于1970年代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书写家族史的故事。作者以“后记忆”的形式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框架,由此对俄罗斯犹太人的族性身份建构问题予以整体性观照与反思。小说中的家族记忆叙述,呈现的是被俄罗斯民族逐渐同化的族性身份意识,犹太民族的本原族性日渐稀释;而小说中的俄苏及欧美作家所建构的历史图景,隐性传递着犹太民族的创伤记忆。新一代俄罗斯籍犹太人在现实理性与主体想象的张力中,努力实现俄罗斯与犹太民族双重族性身份的融合式建构。     

认知变动中的“湘西”文学想象——论沈从文的返乡与《萧萧》的改写

《萧萧》是沈从文“湘西”书写的重要作品,其1930年初刊本、1936年再刊本、1957年选集本构成了一个纵向的文本脉络。《萧萧》的两次改写与沈从文的返乡经历存在着时间和逻辑上的关联。三次返乡经历是促成沈从文“湘西”形象建构流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湘西”的文学想象,也随着他对“乡土地方”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的认知变动而发生变化。《萧萧》的改写和版本变迁,很好地呈现和解释这种变化。     

试笔：宋人“偶然欲书”情境下的文献生成

明茅维本《东坡先生全集》所载苏轼篇题《泗岸喜题》,宋本原貌应作《闻骡?试笔》或《骡?驿试笔》。所谓“试笔”,既指试写行为,也指在书写准备阶段所自由书写的诗文。以“试笔”为篇题,滥觞于晚唐郑谷的《试笔偶书》,并在宋人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陆游等文士那里蔚然成风,《欧阳文忠公集》甚且专编《试笔》一卷。试笔作为日常书写情境,深度参与了宋人的日常书写与文献生成。试笔具有“书以自识”的个人化特点,承载着作者的生命意识,并被作者用来自抒情志与自述身世。以“试笔”为篇题的诗文大抵冲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有着“偶然欲书”的舒展和自由,因此也最大限度地释放着试笔类诗文的文体自由,为诗人检点身心行止提供了宽松的文本空间。     

汪曾祺笔下的昆明味觉记忆

作为抽象概念的精神故乡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场景、风物、习俗、故事等表现出来,汪曾祺对昆明的记忆更多的是反映在对食物的书写中。味觉记忆是汪曾祺寄托乡愁的载体,体现着他对事物认识的重感性的审美特点,也体现着汪曾祺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女性写作中的阶级与历史问题——重读虹影《饥饿的女儿》

性别与阶级议题之间的互相遮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打开女性文学写作及其批评的封闭空间,将性别与阶级、族群等分析范畴结合起来,重新将历史与现实场景带入以潜意识场景为关注点的女性写作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我们在“饥饿与女人”书写的文化政治谱系中重读虹影《饥饿的女儿》可知,虹影在讲述一个女性自我发现与成长的生命故事的同时,也继承了关于“饥饿与女人”的阶级与家国历史书写传统,对“饥饿”的母/女与“江南岸”无常世界的书写,召唤出的不仅是被压抑的女性身体,也是一切被压抑的阶层与群体。在女性的潜意识场景与被压抑者的历史场景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共鸣。     

民元记忆及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

民元记忆是鲁迅确证民国认同与再造伦理图景的重要凭借。在《范爱农》的书写时刻,即将奔赴"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再次召唤青年时期的革命记忆,试图从中汲取教训,改造民国,以作为见证者的"我"与范爱农相遇的六个时刻为支点,建立起"我"与秋瑾、徐锡麟、范爱农等牺牲者/受害者的关联,用带有体温的个人记忆,改写了贫血的官方历史书写,丰富了革命的集体记忆,赋予了牺牲者以神圣性,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了真正的革命人的资格问题。在给受难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受害者的生命价值得以尊重,他人优先的伦理图景便被召唤出来了。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洛克“抽象观念”的“名”与“实”

在洛克的经验世界里，“抽象观念”的形成与表现总是不可避免，人类的经验过程总是要伴随着“抽象观念”的存在过程。洛克的“抽象观念”具备经验意义上的心灵位置和内容，它体现为洛克式的“抽象观念”实在，表现了这种“实在”的“名”就是人类经验的自然语言形式。语义世界的“抽象观念”出于心灵中的本源，它与自然语言形式的关系确立自由而任意。“抽象观念”于心灵和语言的经验之中并非总是保持了自身的同一性，所有作为经验对象或结果的“名”与“实”关系并非具备一种必然性的统一基础。“抽象观念”的“名”“实”区分与统一唯有回到理性主体存在的世界里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从王侯到商贩：鲁西南回民的文化地图与结构记忆

在各类地方志书与口述史的记叙中,山东回族的历史多被浓缩为一种“沿河而居”的图像,而且这一“地图”多是与对回民商贩生活的记忆相形而立的。作为结构与记忆中的重要元素,商贩形象的再生产历程可以推动我们理解山东回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围绕羊的买卖所构建起的意义之网。在有关回族史的书写中,除了我们常见的线性时间,即元、明、清这样的朝代纪元,还应当关注一种以商贩生活为参照的“结构时间”与“结构记忆”,即描述群体之间关系以及国家与回民之间关系的时空概念。     

创伤记忆书写与自我灵魂救赎———解读《血色昏黄》创作与修改中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缠

通过对《血色黄昏》三个版本的详细比较,文章论述了其创伤记忆书写的意义（自我心理创伤疗救;历史启蒙、“引起疗救的注意”）、创伤记忆书写的方式（十分浓厚的私人化色彩和无拘无束的自由叙述）,长期无法出版的原因（意识形态与文学成规）和出版后的巨大轰动（实现了治疗心理创伤的巨大功能）以及小说在忠于记忆（治疗创伤）与忠于历史（历史见证）之间的犹疑。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血色黄昏》的创作与修改是一个矛盾体,其边缘缠绕着文学治疗与历史见证、历史档案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就创伤记忆书写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见证文学及其记忆的真实性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而言,《血色黄昏》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研究文本：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真实记忆,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走出创伤记忆的艰难历程。     

试论成语典故的改写——基于文化资源开发视角的考察

"改写",是一种基于现成文本来写作而与直接的现实摹写区隔开来的写作范式。改写素材一般具有故事流传的广泛性、文本意蕴的丰富性和民族品格的代表性等特征。中华成语典故储藏了极其丰富的改写素材。成语改写也有丰富的成功经验:故事情节拓展的主要方式包括材料多源化、情节实景化、因由具体化等;故事主题演进的手段有故事元素现代阐释、对话用语紧跟时代、细节描写契合时事等。成语改写的意义在于将成语这种文化资源"引入"写作和创作中,这是一个很有潜力、很有创新意义的文化发展项目。     

中国故事的在场与一代人的历史确证——论鲁敏小说《金色河流》

在《金色河流》中,鲁敏以魄大气象通过财富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完成了从人性探究到现实书写的美学转向,实现了对当代中国大时代故事的在场书写。《金色河流》标志着以鲁敏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同代人与在场者开始以文学来处理时代大问题,并谋求在历史与时代之中确证自己,这既是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是重大的精神事件,更是文学经典化的必经之旅。     

苏轼与佛印交游考

苏轼一生爱与佛教人士交游,苏轼与佛印之间发生的诸多故事大多为小说家言,但也并非一点根据没有：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与佛印开始交往;离黄赴汝期间,苏轼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最为密切;元祐时期,苏轼与佛印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苏轼与佛印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诸多故事,既与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有关,也与两人的性格有关。     

家园意识与文学想象——当代回族作家石舒清长篇小说《底片》的空间化写作特征

石舒清的长篇小说《底片》,以一系列经典小短篇构成一个回忆与想象的文学空间,借由记忆空间的文学再现和乡土空间的诗意书写,用记忆中的旧事物反衬、预示和象征生存空间的转移和变迁,建构起一个淳朴乡土意味浓重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根源性确认,对现代人社会生活家园意识的唤醒。地理、空间、文化和文学的结合,是他写作的广阔语境,也是他在现实中寻梦和实现梦境的园地,更是一个作家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身份的彰显和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