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应如何回应情感?——论价值模式的区分及通约性难题

在法律领域中,总是会牵涉到生命、健康之类的价值问题。人们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极易出现情绪化反应,并会迅速联结成社会效应。司法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到估值模式的区别,谨慎地处理通约性问题。如果缺少相应的裁判模块支持,法官就难以调用不同的情境模式来增加其判断的精度,如此便可能会导致一个过于谨慎、怕犯错的裁判路线,又或者与民意的期望渐行渐远。     

司法的独立与民主:价值整合和制度架构

司法独立追求法律职业主义和司法规则模型,司法民主注重民众参与和意志表达,法治实践中两者存在紧张关系.应结合后现代社会关系性质和秩序状况,按照法律商谈论理路对司法独立和民主两种实现社会主体权利和自由的方法进行价值整合,确立法官社会化、司法论坛化、司法能动化、解纷机制多元化等制度架构方向.     

概念如何通用?——也谈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

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陈述和表达,这需要语言和概念.语言具有四个内涵:表达、符号、指称和意义.概念是一种人工语言,它的主要特征是符号性和指称性.符号的特殊性使概念具有了限度,这产生了不可通约性困境.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追查概念符号的本原和基础,从而获得真知;另一个是在上述基础上大胆地使用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由此产生新概念、新思想.这个过程便是哲学史.     

论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实现途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问题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改革的初衷。他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作为交往性的社会进化理论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对交往行动理论核心问题的探讨，归纳出三条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途径，即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承认和重视共同的道德规范；改变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所强调的主体间的对话与话语的分析，它所倡导的主体之间平等、自然的对话，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跨文化、翻译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兼论儒家的西方遭遇

文化差异导致了跨文化中的翻译活动。不同文字间的学术交流本指望通过语言转换实现对源语地文本之理解,却因母语特点而不能得到忠实的再现。无论是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努力向西方世界翻译儒家经典,还是严复等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向中文世界翻译《天演论》及一系列西方概念等,其翻译中的文化策略与自我矫正造成知识本土化之发生。所谓翻译的对等性,应具备跨文化语义上的一致性。由于自然科学在其学术共同体中建立了共同的符号系统,故实现了这一点。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翻译活动始终面临创造性反叛,使源语地的文化观念或文本中的原有立场、内在框架与基本假定在转译中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人权:义务论和目的论解释的冲突——评哈贝马斯对权利的义务论解释

自由主义者在强调权利绝对性的时候,按照目的论的思路来理解权利,使之成为人和人之间狼一样战争的权利。哈贝马斯赞同人的权利的绝对性,却反对把权利看作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最高价值,并对权利进行了义务论的解释。按照他的观点,权利只能因为权利的缘故,而绝不能因为利益的需要而受到限制,但是,权利的使用不仅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受到道德的约束。     

论货币桎梏中个体价值的拯救——西美尔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批判的启示

西美尔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人为抽象理论展开了批判,他的真实旨趣并不是建构新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反对货币对劳动性质、劳动价值的遮蔽。货币量化和平均化物质、精神世界,如何拯救不可通约的个体价值,让自我和生命具有丰富性和不可替代性,西美尔批评理论提供了独特而敏锐的启示。     

文学沟通中的文体不可通约性——试论日本词学的“他者”声音

本文探讨了“词”在日本的受容过程,论证了日本词家是以中国传统文体意识来体认“词”的,创作自然深受中国历代词人的影响,接近于中国词作的体貌,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的创作特点,从而体现出“词”在文体特征上的不可通约性。     

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以“杜德利案”为中心

女王诉杜德利和斯蒂芬斯案是富勒洞穴探险者案思想实验的原型。通过对该案原初判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无先例可以援引时,法官进行司法分析需要权衡不同决策的利害后果,进而选择能够激励对社会有益行为的法律立场;而对判决理由的论证所采用的道德性话语表述,则是为了获得服判效果进行的修辞。关于洞穴探险者案,以富勒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忽视了司法表述与司法分析的不同逻辑要求,使得一个蕴含着深刻司法智慧的案例成为了悬案。     

中国文化传播的价值“中轴”及其着力点

中国文化传播不应只是对工具理性、价值、习俗等进行全面均等的传播,我们应该以传播的价值为中轴,对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细致的分析,进而找到传播的着力点。传播内容方面的价值中轴包括主客体的价值、文化通约性等维度。工具理性、价值层面的“重叠共识”与习俗层面只应作为背景予以展示,而不宜作为正面的诉求。禅学、道家文化等能够弥补接受者文化缺失的价值层面,是兼顾传播主客体双方价值诉求的部分,也是构建深层共通感的桥梁,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着力点。     

对话方法的价值与局限——法律论证理论的视角

基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原因,法律论证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其中,源于商谈理论的对话论证方法能够为其他方法提供运行的平台,具有发挥各方积极性、全面考量等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对话方法也有自身的局限,需要我们在司法过程中予以警惕。     

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库恩的实用合理性思想评析

长期以来库恩被学界归为非理性主义者,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合理性问题可以分为真理合理性和实用合理性,库恩对真理合理性持否定态度,但坚持实用合理性观点,把库恩的思想归为非理性是错误的.在科学哲学领域,库恩开辟了一条把理性和非理性结合起来的道路.     

哲学创新∶可通约的与不可通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实现综合创新,涉及到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通约性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而言,在社会功能层面,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在学理层面上,二者则具有可通约性,但这种可通约性是有限制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目前,如何使马哲与中哲通过对话达到可通约,其理论研究的语境仍不成熟;话语的先前设定问题影响到通约研究的深入;寻求马哲与中哲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尚不充分。因此,做好马哲与中哲通约问题的研究,是实现马哲综合创新的前提。     

论金融机构的缔约说明义务——以金融商品销售为对象

正是由于购买者在信息收集能力方面的劣势以及对金融商品销售者的信赖,使得金融商品销售者承担必要的说明义务具有正当性。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包括以客观信息为对象的狭义说明义务、以自然风险以及法律风险为对象的警告义务、提供包含意见在内的判断的建议义务等。适合性原则是对金融机构履行说明义务的限定,是对履行说明义务的规范。说明义务的履行形式无法脱离适合性原则。当金融机构违反说明义务时,现行法提供了“综合救济路径”：首先是损害赔偿进路,包括金融机构的侵权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其次是合同撤销进路,即投资人撤销合同而脱离不利的境地。     

从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到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法律论证中融贯论的必要性

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征.建立在可反驳性规范基础上的法律知识体现出三种特性,即可衡量性、跳跃性和可转变性,这表明法律知识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不确定基础上的,以这样的规范为前提所进行的三段论推理,只能获得逻辑上的有效性,无法保证内容上的正确性.为满足法律知识正确性要求,论证理由必然涵盖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甚至伦理规范,使它们形成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为法律决定提供实质性理由支持.     

从环境权的司法实践看环境法的义务本位——以菲律宾儿童案为例

在被国内外环境法学者作为环境权之司法实践而广为引用的菲律宾儿童案中,作为原告起诉理由以及法院判决根据的环境权与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该案所流露的真实成分就是人们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这一公共利益而承担的各种义务,这也是环境法义务本位的体现.     

应用伦理学:"权衡"和"决疑"——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评述

一、无“原理”可以“应用”的伦理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端于美国的应用伦理学作为新兴实践哲学获得较快发展。也因此,在我国学者的印象中,特别是许多研究者的心目中,总是倾向于把美     

中国文化的问题性——梁漱溟“文化问题论”的内在思维理路

梁漱溟文化理论的内在思维理路是以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理论为核心而抉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展望其价值、意义与前景,因此,也可以说,梁氏是藉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反省设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性,这一问题性涉及着“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分析的层次———文化哲学、历史、情境。如斯理解,我们自然称梁氏的文化理论为“文化问题论”。     

迈向司法价值逻辑研究——以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为分析视角

价值导向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具体法律方法的运用,法官价值决策的评价标准不是真假与否,而是恰当与否.解决司法适用的价值选择难题,需要以语言分析为切入点,将价值命题要素与其话语功能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呈现其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性与一定程度共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规定性,凸显出以一种"大逻辑观"视角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