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及其成因

词在平安时代早期就已经东传至日本,但当时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之作并不具备词体意识,仅仅是仿作填词的文字游戏.日本词律学肇始于平安朝中期,历经草创期、发展期、确立期、分化期等发展阶段,对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乐曲歌体、词体格式、词谱著作到词律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日本词律学既依托于中国词律学,又融合其民族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历程,从词律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词律学,对词律学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詹安泰对常州派词学的继承与修正

作为常州派在岭南地区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詹安泰时常州派的词学思想,有继承,也有修正.他反对"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主张"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这是对常州派词学思想的继承;他强调并坚持"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是对常州派批评方法的重要修正.     

《帝王学》的启示

《帝王学》的启示赵鸿承拥有数百万读者的日本《经济新闻》社于１９８３年出版了《帝玉学：（贞观政要）的领导艺术》一书。它是由东京山本书店的创办人山本七平先生撰写的。《贞观政要》系我国唐代吴兢所撰，公元８００年传到日本并成为历代天皇的教科书。山本七平先生研...     

王质的词学观及其创作实践

南宋文人王质一向以第二个苏轼自诩,其词学观也步趋苏轼,倡导诗词一体,打破诗词界限,主张以词纪实。在创作实践中,王质亦如苏轼,以诗为词,用词抒发个人怀抱和人生体验,情感真切动人。就艺术而论,王质的中长调甚类其古体诗,令词则神似其律绝;且与其律诗一样,王质填词喜用叠词,这既是其研习《诗经》的结果,也印证了其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中国古典词学政教之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政教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政教思想旨向之论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二是政教审美原则之论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维面上展开了古典词学政教批评的理论内涵、批评要求及论说特征,呈现出了我国古典词学政教之论的主体空间.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词出燕乐是近现代以来词学研究者的基本认识,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隋唐燕乐即隋唐时期的宴飨之乐,其主体来自域外的乐曲与新声乐律。词乐之根本在于燕乐系统的五音二十八调,而唐宋相承的坐部伎、教坊乐则为词乐的基本归属。词与声诗同属燕乐背景的产物,词体独立的关键在于新声妙曲的流行及文人依曲拍填词方法的成立。     

宋代词学对五个重要审美范畴的开启

"味"、"韵"、"趣"、"格"、"气"是我国古典词学的重要审美范畴,它们在宋代词学批评视野中较早得到运用或阐说.这开启了后世词学审美的基本取向,从内在影响了古典词学理论批评构架的形成.     

中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韵论

我国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韵论,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宋代:"韵"作为审美范畴被引入到词学批评中;二、清代前中期:"韵"范畴开始在词学批评中升格;三、清代中后期:"韵"范畴在词学批评中得以深化;四、近现代:"韵"作为审美范畴在词学批评中仍然得到承传运用与补充完善.上述历程,标示出"韵"作为我国传统词学的审美范畴经历了一个不断承传、上升、深化与完善的轨迹.     

中国古典词学中的情景论

我国古典词学中的情景论,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由宋至明为古典词学情景论的发轫期;清代前中期为古典词学情景论的凸显与拓展期;清代后期为古典词学情景论的深化与完善期.上述三个时期,标示出我国古典词学情景论经历了一个不断承传、拓展与深化完善的历程.     

从“南京大屠杀”析士兵精神构造与日本军国主义

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圣战”,将全体日本国民推向了侵华战争,以“忠于天皇,光荣战死!”法西斯精神之灌输和麻醉,把普通的士兵强化成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烧、杀、淫、掠”的“活武器”,在南京城犯下了长达六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罪孽.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妄图操纵这种精神构造的“活武器”,实现由来已久的亡我中华、霸占全球、一统天下的黄梁美梦.     

近百年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

一、明治初年变“幕藩体制”为“太政官制”(1868—1885)德川时代(1603—1867)日本政治体制是“幕藩体制”。幕,指幕府,掌握全国政权。藩,指藩国,约有二百六十多个。幕落体制是一种封建领主制,虽然十分专制,却并不能高度统一和集权。那时也有天皇,但幕府规定:“天子以学问为第一”,天皇只能“习古道,学和歌”,祈神拜祖,不能理政。民歌嘲弄天皇是:“凤凰生末世,落     

昭和天皇与近代中国

1989年1月7日,在位长达六十二年之久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逝世了,明仁皇太子于当天即位。1月8日,日本当局正式宣布;改年号为“平成”。也就是说,昭和天皇时代结束,平成天皇时代开始了。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日本列岛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天皇热”宣传高潮。这一期     

易理与词法

易之一阳一阴,或连或断,两种原始符号的张设布列,喻示天地间之道和理。词为小道,填词乃余事之余事,而其排列组合,同样表示一种道和理(声和情)。词之道和理与易之道和理相通相合,此相通相合处,集中体现在张设布列以及排列组合的对立对等关系和共同规矩准则上。张设布列以及排列组合,无常而有常,变动不居;两个互相对立的单元,加上中介物,组成一个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赖的统一体。易如此,词亦然。这是易学与词学的一种内在联系。柳永、苏轼、辛弃疾所创设之规矩准则,以及王国维、吴世昌对词学规矩准则的理论提升,皆体现了易之变化之道理。易学与词学,既有相合处,又有不相合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比性。由周易而宋词,由易学而词学,进行比较研究,相信能为21世纪词学新的开拓提供一种参照系。     

“天皇机关说”论争与西田哲学国家观——兼论近代日本国家理论的特征

"天皇主权说"与"天皇机关说"是近代日本为了解决具有浓厚封建性、宗教性的天皇制政权与近代以民主主义、自由平等为标榜的国家主权理念之间的矛盾出现的两种理论倾向。尽管双方在主权所在等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但对国家人格、国体特别是日本国体精华等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在这两种学说的激烈论争中酝酿产生的西田哲学国家观试图以"矛盾的自己同一"的辩证法和"历史的世界的自己形成"原理消弭天皇与国家在法理上的概念区分。从"天皇机关说"论争双方和西田哲学国家观的理论解构入手,可以总结出日本近代国家思想具有的共性特征。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200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

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词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走向,2006年8月21日—24日,由中国韵文学会和江西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200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这是自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大型国际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隔20年之后的又一场词学研究盛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台湾静宜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大学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围绕“黄庭坚的词学观”,“晚清四大词家词学倾向”,“传统诗学的嬗变和对立”,“稼轩词派的想象艺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会上,中国词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并决定将每两…     

倚声之源流与体制考论

追溯倚声体制的源流,当与古乐府诗“由乐以定词”、“选词以配乐”的创作特点有关;汉代的倚瑟和齐梁时期的倚歌,在体制上也对作为词体的倚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倚声概念形成于中唐,其倚声制曲、按曲制谱、依谱填词的内涵在宋代逐渐形成。制曲与唱词的关键在于对节拍的控制,节拍的缓急与唐宋燕乐乐器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倚声的配乐制腔可大体分为自度曲与过腔两种,而词的演唱尚需要歌妓对其平仄四声及拍眼的位置加以融合调整,才能婉转自然。从倚声到填词,这种概念的转换与词的创作从倚声制词到按谱填词的变化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宋人的自度曲在体制上最充分地彰显了“倚声”的内涵。     

也论梁启超的词学思想

梁启超论词以“意态雄美”为审美理想 ,其作也多呈现“意态雄美”趣味。其“新意境”、“旧风格”的创作主张 ,即坚持保存诗词固有之本色 ,也应该是填词所遵循的原则。但当前学界对梁启超词学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些偏颇观点 ,主要表现为 :一、认为梁启超对宋词的兴趣自晚年始 ;二、其词作多儿女情长和伤春伤别。这些观点均须一一辩驳     

试论明治时期天皇主义的形成及确立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之初,政局十分动荡。掌权的藩阀企图利用天皇的宗教功能以加强藩阀政府的政治权威巩固统治。而民权派攻击藩阀政权,提倡充分发挥天皇政治功能的立宪君主制。政府内部的亲皇派企图乘机复活传统,将天皇打造成道德君主。政府内部藩阀当权派、民权派、政府内部亲皇派三方博弈的结果最终走向了合流,政府当权派融合各派主张,通过颁布宪法建立了立宪君主政体,确立了集宗教、道德、宪政于一身的近代天皇主义。     

日本公务员制度及其改革

日本的公务员制度建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帮助和支持下，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该法于1947年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并正式公布，1948年7月开始实施。该法否定了传统的官僚身份等级制度，将公务员的定位由原来的“天皇的官吏(天皇的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