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与丁黎同志商榷

一、“神魔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吗? 从《西游记》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而“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因此,要把《西游记》中那么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神魔形象,统统“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就如同把幻想当作真实一样,并非科学的态度。     

明清宗教文化与神魔小说的思想内容

魏晋六朝朴素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和变文、话本等市井文学共同孕育了明清神魔小说,形成了由文言志怪小说至白话神魔小说的演变体系。从题材来源看,神魔小说更多的是取自神话、宗教民间传说以及宗教化了的历史传说,产生了《西游记》、《封神演义》、《西洋记》等一大批作品,因而它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可以说,神魔小说是明清两代在“三教同源”、“三教圆融”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传说为题材,以宗教幻想     

“神”笔出神——《红楼梦》神话描写新探

《红楼梦》中的神话描写所产生的可媲美于《离骚》的艺术幻想美和这种艺术特色所饱含的作者的审美情感,正如李泽厚同志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     

论艺术的永在性意义和价值

永在性就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具有“当下”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艺术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和价值的永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艺术,面对一个现实的接受者,都会有他“当下”(或在场)的绝对意义。 距我们已相去几千年的古代神话,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现实的“当下”意义,虽然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神话和神话所产生的时代的人所理解的神话其意义相差甚远,然而神话还是以它特有的自身意义在我们的意识中呈现出来。谢选骏在他的神话学专著《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中也这样说:     

《山海经》一书中有关母系氏族社会的神话试析

在《山海经》一书里,记载着我国古代大量的神话传说,对研究我国“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什么是神话?马克思说,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又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的产生和其他艺术一样,是原始人类在社会生活和劳动中创造的口头文学。神话传说虽然是借助想象把自然力加以人格化和夸张性,但它却反映了远古人类在和自然界长期斗争中的真实历史内容,决不是什么子虚乌有、荒诞不经之谈。尤其《山海经》中对女神形象和地位的描述,更有助于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的历史。     

《聊斋志异》婚恋小说与民间婚恋故事之比较

《聊斋志异》中的婚恋小说反映了蒲松龄及与他相类的封建时代落魄文人的婚恋梦幻。“幻想着将天下佳丽尽归于像作者一样,当然也包括作者在内的命途坎坷而又自视甚高的才子、寒士”,“满足寒士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对于贤妻美妾、真挚爱情的愿望,并用以证实寒士们的人生价值”①。因此,《聊斋志异》中婚恋小说的男主角,绝大多数都是落拓不遇或发迹之前的名士、才子。他们往往少负才名,容仪俊伟,慷慨磊落,具有俊逸的外貌和理想化的人格。如《婴宁》中的王子服,“绝惠”,“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笃行士”;《聂小倩》中的宁采臣,“性慷爽,廉隅自重…     

论蒙古族文学与神话传说

一、蒙古文学的源流——神话传说 神话是人类文学样式之源,蒙古族文学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概莫能外。无论哪个民族虽然存在不同社会阶段的文化体系,但它的起源都是原始文化,绝不是以最早的文字写定的典籍为其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方面的著作中对神话多有论述,马克思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期。”恩格斯把初民意识归结为宗教意识,把初民神话归结为宗教观念,并特别在“观念”后的括弧内注明“神话”二字,可见神话与原始宗教几乎密不可分。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巫书”无非是以文字写成的神话;“巫话”就是口头神话;“巫风”就是神祭。巫风炽而巫话起,巫     

穷而后幻:《聊斋》神话解读

一、狐鬼与性爱:原型的改造 读过《聊斋志异》的人都对作者创造的那个狐、鬼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十分相似的,但又有着本质差别的虚构世界。公式化的文学史书籍总是把蒲松龄构想的这个奇异世界说成是“浪漫主义”的表现,而西方学者们则倾向于把这个狐、鬼的世界视为“神话”和“超自然”的幻想世界。英国汉学家沃纳所编《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便收录了《聊斋》故事的英译文五篇;197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杰明选译《聊斋》就题为《中国的超自然故事》。     

试论神话创作的三个要素

古代神话创作存在着现实性因素,即神话是在一定社会现实和一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它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社会并展示出一种超前的现实图景,神话的内容为该时代的大部分人作为一种活的观实去看待。说古代神话“不是欣赏的对象而是信条”、“神话不是艺术”,是不正确的,神话具有鲜活的艺术性和丰厚的审美价值,它的艺术魅力从其流传的过程中,从自身的创作过程中,从神话所独具的形象性之中显露出来,不容忽视和抹杀。神话还具有理想性因素,它是神话创作的原动力,它借助神话加以展观,它为后世现实不断证明,它被后世文学特别是科幻文学所承袭,神话消亡了,伟大理想永存!     

《庄子》与浪漫主义问题

有的文章说:“就浪漫主义言,庄子行文瑰玮淑诡,汪洋自恣,想象力丰富,自不能因其中有某些幻想夸大和寓言神话式的构思,就认为它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样的论点,是与论者认为《庄子》有“大胆揭露社会矛盾和批判现实的精神”等看法相联系的。显然,论者是把《庄子》看成积极浪漫主义的,这样的意见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文学的浪漫主义流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积极浪漫主义,一种是消极浪漫主义,正如高尔基所说:消极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想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就使     

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正> 一浪漫主义在欧洲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产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却未能形成一种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但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是和文艺创作一起产生的,或者毋宁说两者是文艺创作的“双胞胎”。神话是文艺的原始形态,因而也最早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基因。古希腊神话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中国古代神话,人们有着不同的估价和分析。但是它和希腊神话相比,确实显得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更没有发展成为荷马式的宏大史诗。形成这种“先天不足”的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下称《史略》)里指出:“说者     

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中一部伟大的长篇神话小说。它以纵横驰骋的想象,曲折有趣的故事,宏伟壮阔的结构,浪漫主义的情调,在中国小说史上别开生面。在神话小说的领域中,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它的成就是无可企及的。杰出的作家吴承恩,在民间流传的“西游”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加工,写定《西游记》,这是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     

《西游记》论

一、《西游记》是一册神话小说历来人们总把《西游记》看作是谈经说道的故事,或者把它看作是神魔小说,以区别于神话和叙事诗。我以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酌的。《西游记》从其基本精神上来看,实在是一部神话小说。它那全体的艺术构成,是以民间的世俗传闻为经,以神话的想象和传说为纬,相互交织起来,并在那上面点染了佛道教义而写成的。     

谈谈《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

《儒林外史》对晚清的谴责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谈到谴责小说时,曾肯定它的“命意在于匡世”,其思想与《儒林外史》相近。胡适更认为谴责小说“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儒林外史》之所以对谴责小说产生直接影响,首先是因为时代特点有共同之处。吴敬梓生活的雍、乾时代虽为“盛世”,但其中也已包孕着“末世”的危机。谴责小说     

童话幻想新论

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广义地说,幻想存在于一切文学作品之中.但是,童话的幻想“打开了通到另一种生活的窗子.那里,有一种自由、无畏的力量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美好的生活.”(《高尔基论儿童文学》第14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自由”、“无畏”的童话幻想世界是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另一种”“更美好” 的世界,对于儿童,它就必定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     

《儒林外史》打破了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

《儒林外史》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在叙述中夹有大量的诗词文赋的缘饰了。它的这种在文体上的变革,显示了其现代小说的特征。这样,《儒林外史》便彻底打破了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促成《儒林外史》这种文体上的变革,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其“简捷地奔向戏剧”的小说艺术方法方面的原因,又有小说用“写实而真实”的创作手法创造其“形象体系”方面的原因,更有小说作者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来创造小说的“意象体系”方面的原因。     

残雪《民工团》文本细读

残雪小说的意义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清晰、明确和单纯,有太多的空白,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性。对于残雪小说的意义,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懂”的标准来要求,但也不能把它无限神秘化、虚化。《民工团》与残雪过去的小说有所不同,但又一脉相承,它大致叙述了在恶的世界中的“不恶”的挣扎和失败这样一个故事。     

试论《西游记》中神话与现实的矛盾

<正> 笔者认为,《西游记》所存在的艺术形象与思想内容方面的矛盾归根结底都源于潜存小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的神话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小说对于“超人”模式英雄形象的构建,使全书体现出一种神话追求;但是“神话底创造在自己的基础上乃是现实主义的”①,局外一种“圣人”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对于整个西游故事又有一种弥漫性的影响,从而小说最终体现了对于现实的回归意向。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社会意义及历史感的人格模式可分为两类:“超人”模式和“圣人”模式。这两种人格模式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此消彼长,一种人格模式可以被某阶段的偶像观念所禁锢和替换,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和潜能的某种因素的历史性特殊结构,而人类的经验和潜能又从属于我们潜在的生物存在的状况”②。“超人”,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渊源。英雄是人类童年阶段崇拜的偶像。在严峻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中,英雄作为及英雄人物是人类崇拜的对象。各民族的神话传     

女人和不死药关系的始末

古神话和后起的仙话的重要歧异在死与不死。初民认为,“古代所有的神都住在地上”;神是“十分现实的人物”,喜怒哀乐无异常人。在我国上古,大巫颛顼“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前大致如此。故而神也有死;仙则反是,长生不老,万寿无疆。奴隶制社会中晚期,某些人出于对死的恐惧和生的诱惑,幻想出仙人和成仙之道。仙话作为古神话的不肖之子,应运而生。     

印度神话对《西游记》的影响

《西游记》这一神话小说,主要是在中国社会的现实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如上节所说,可是我们也不能否定印度的神话和叙事诗给于西游记以一定影响。尤其是印度两大叙事诗之一——摩罗耶那给它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是给于过去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和直接的影响的。而印度的文学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文学艺术以更多的艺术形式,更多的幻想色彩和更多的艺术想象力。六朝的鬼神志怪书中,有些片断记事都是取之于印度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指出这点。但西游记和印度神话及叙事诗的关系,似乎还没有人提起过。我想也在这里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