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现状及路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日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活跃开放,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制度的壁垒和文化的差距使他们产生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困惑。城市融入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文化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口。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现实困境和主客观诉求,探讨解决其文化生活匮乏的长效机制和现实路径,发挥文化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养成、价值理念塑造、文明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桥梁作用,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文化融入和城市适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明显的炫耀性消费现象,他们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是基于对商品外显符号意义的考虑,目的在于实现对其社会认同的重新建构.炫耀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悖反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此种悖反一方面体现为其收入与消费的不匹配,另一方面体现为其社会认同内部结构与炫耀性消费倾向的不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在混乱的社会认同状态下通过畸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建构新的社会认同,是对于其城市边缘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一种抗争,以期借此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的文化消费模式对比分析

处在认同危机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亟待为自己建构明确的社会认同,主观信念结构下社会流动的可实现性和自反性现代社会的到来,为新生代农民工以文化消费的模式选择实现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模式的对比,分析了外显性炫耀与内隐性积累文化消费对应的两种路径在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中的效果,比较结果表明教育型文化消费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内隐性路径建构社会认同。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探析:社会认同建构的路径选择

文化消费作为建构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其消费主体的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消费对于建构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消费通过两条路径来建构社会认同:一条是通过彰显文化消费的符号意义来实现消费的“示同”和“示差”功能,以此实现外显层次上的建构;另一条是经由教育型文化消费,通过积累文化资本、发展自我,从而使个体融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实现对社会认同的内隐性建构。对农村青年三条社会认同建构路径的比较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将其文化消费的重点由外显符号意义的文化消费转移到教育型文化消费上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我价值,建构城市认同。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需求,"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步骤。而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低下,居住格局呈聚居状,这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参与,构建住房资源动态配置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根本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四类,调查显示: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两种非农化意愿居于主导地位。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动意愿受不同因素制约,居于主导地位的流动意愿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发展农村与农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选择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与非经济需要,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促进人口自由流动。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而城市社会中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其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发生变迁,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为市场替代;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培育社区内的人际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则无从替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社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当前,在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组织介入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其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恢复社会资本必要功能的"过渡性"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伦理向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焦虑,是一个受到政府关切、社会关心以及学界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之于"城里人"后致性社会身份的谋求及建构,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主体性认知,也在于社会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中的主体间性共     

他们如何学习与融入城市——教育培训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实证分析

文章经由对新生代农民工访谈笔录的深入考察,着力探讨了基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学定义"和"社会融入与教育培训"的实质、内涵和外延.基于此,推演出作为个案研究的案例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学的定义是独特、复杂和具有差异性的,教育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向上流动的工具,也是其融入社会的重要工具.     

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与权利承认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广泛应用,数字信息技术降低城乡、地区、群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性的作用逐渐凸显。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运用数字技术链接城乡资源,在城市中依托原有关系网络,生成网络圈层并通过这种结群和自组织方式规避风险、寻找认同、追求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圈层这种结群和自组织方式既是对传统农耕社会“差序格局”的“传统的再发明”,也体现着其城市融入的现实意愿。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圈层现象,政府和学界需要思考这种结群和自组织背后的主体考量及其影响,即需要在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完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实现对自身正当权益的现实追求,进而规避基于网络圈层而可能产生的各种消极影响和社会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研究

个人资本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资本框架集合,综合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等方面,提升该群体的个人资本水平需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联动企业、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这个机制包括物质资本提升机制、人力资本提升机制、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提升机制。     

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