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之意义彰显与民众公共人格的养成

转型社会道德价值的普遍疏离,使社会面临着公共生活之"道德合理性"基础缺失的窘境:在一个充满不公、不义的社会里如何"为公"、"取义"?市场经济和尘世功利社会的自由、个性和竞争等铁的法则对人们美好生活梦境的全面主宰,使以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公共精神为伦理文化支撑的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被边缘化了。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合理的公共生活样式的反思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社会价值追求而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表现在经济基础方面,它还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高全体民众的公民素养,不仅事关中国公民公共人格的形成,而且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树立的核心内容所在。     

己身与天下:公共精神的生成基础

传统的儒家政治哲学,以家族伦理为模板建立社会治理方案。这种伦理政治模式的实质是一种己/人结构,即以个人为中心推出社会基本结构。己/人结构的自我主义,建构了个人即终极的生活世界,是造成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主体互相指涉,需要彼此平等的个人作为公共理性的基础。培育现代法治精神,必然要求把自我中心的己/人结构转换为主体平等的人/人结构。     

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

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今日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公共精神培育:高校德育的应有向度

高校德育坚持公共精神培育这一应有向度,不仅有助于改善德育工作的效果,同时也是社会生活领域分化为"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现实要求,对于高校实现自身的人才培养职能,以及促进整个社会公共精神的构建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高校在人才培养特别是在德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开展对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高校培育学生的公共精神应坚持公共价值取向与尊重个体利益的平衡,坚持培育公共意识与提升公共参与能力并重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培育学生公共精神的目的。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

多元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与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性,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资源。但是,传统社会资本逐渐流失与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双重约束重叠交织的复杂局面,对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构成了现实制约。必须通过培育塑造公民生态公共精神、重建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完善协同治理法律政策体系和加速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协同治理。     

新时代青年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及提升路径

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精神生活领域的精神观念,是人们对共同生活中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认可。新时代应辩证认识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公共突发事件所折射的问题,以公共性为本位增强大众责任意识。青年学生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中坚力量,对其进行公共精神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刻分析新时代青年学生公共精神培育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学校教育为主线,利用网络媒体平台,聚焦青年学生,培养公共参与意识、提高公共参与素养、坚定公共参与信心,增强青年学生公共精神培育,提升社会责任意识。     

公共精神与和谐社会的公民之维

现代公共精神从根本上源于市场经济催生下的公共生活的呼唤,它的生成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生活的发育相契合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长足发展使公共精神生成获得了原初驱动力,但由于中国民间公共生活尚处于发育时期,我们不能奢望在短短20多年市场取向的变化中培育出完善的公共生活伦理。基于这种认识,则应该适应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步调,将公共精神的培育置于其中,努力创造能够激发公民公共精神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机制。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产生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生活

国家的现代化是领域分化与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领域出现的结果,表现为一个由神权国家到绝对国家再到宪政国家的连续过程。绝对国家对神权国家的替代消除了教权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宪政国家对绝对国家的替代则把自由的概念植入了国家的灵魂。宪政国家奉自由为宗旨。于是,现代公共生活被定型为个人自由的工具,是通向私人生活之幸福的手段。这样的定位使公共生活陷入困境,面临转型的挑战。     

试论宗教对当代公共治理的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公共治理中具有两极性作用：一方面在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团结、教育民众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宗教问题也可能触发治理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为此,我们应在公共治理中确立和倡导一些积极的宗教理念和原则,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社会控制作用。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从意识形态到公共精神——对新中国60年义务教育治理方式的政策考察

国家观念是主导公共政策变迁的动力之一."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观念的一种,是推动公共政策变迁的重要因素.主导义务教育治理政策变迁的国家观念应该是教育的公共精神.从义务教育治理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具有"观念性、政治性和否定性"三个特征.公共性阙如的"意识形态"主宰着新中国成立到新世纪之前的义务教育治理变迁过程,并由此带来了义务教育的发展困境.基于此,新世纪的义务教育治理首先实现的是观念转轨.一系列有利于义务教育公共性实现的政策措施,让我们感受到了义务教育公共性回归的缕缕曙光.在当前,以"公共性观念"为导引,不断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依然是一项未竟的国家事业.     

重大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

疫情防控关乎生命安全,舆情治理关系民心所向。基于重大疫情防控下的网络空间呈现出前兆性缺失、全民性参与、持续性诱发的舆情特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辐射效应,造成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影响,导致了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非理性情绪的蔓延。以信息、情绪和制度为视角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场域混乱导致信息失衡、非理性表达导致消极氛围、制度效能不足导致治理式微的实践困局,网络舆情空间乱象频发。疫情防控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应以维持信息生态平衡为基础重建信息场域,以引导正面社会情绪为指向重塑情绪氛围,以发挥制度治理效能为动力重构制度体系,以此构筑战疫精神堡垒,凝聚民族精神伟力。     

社会企业家的民营化改革实践

民营化的核心含义是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企业家在民营化过程中能够将道德激励与有效行动相结合,利用市场机制志愿供给社会服务和公共物品。在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多方协同关系,发扬社会企业家的创造性,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网络社团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网络社团的快速发展,根源于社会制度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的价值认同追求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节约成本的交往方式。这种自发性的社群组织,具有为社会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缺位的积极作用,但其中也蕴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社会风险。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分头实施的"底线控制"式管理,不仅滞后与网络社团的现实发展需要,而且还导致网络社团管理的目标偏离和效力弱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下,网络社团管理改革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复合型治理体系。     

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问题研究综述

公务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掌控着国家治理的权力,成为社会中独特的一个群体,然而公务员并非天然的就具有公共情怀,公务员也具有私利性的一面,届时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就成为重要的课题。我国学者从思想和法律制度、自律和他律、监督和激励、正向和反向的多管齐下等方面研究了培养公务员公共精神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向度,然而我国对于公务员公共精神培养的研究还处在初步层面,还需在多角度创新、深层理论分析上加大力度。     

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基于“政治学”课程教学

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政治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始终注意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具体而言,应主要围绕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民主法治精神的渗透、公共情怀与公共理性的培养、权利义务观念的强化几个方面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