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与公共精神

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今日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     

村庄治理转型中农民公共精神的核心向度

农民公共精神是指农民在处理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关心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利他、爱心、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在当前村庄治理转型过程中,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农民公共精神核心向度的发现将为进一步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提供现实抓手。通过10个村庄的实证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农民公共精神量表中抽取了利他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和平等精神,成为农民公共精神的核心向度。在村庄治理转型中,建议以村庄内在力量为基础,在制度建构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上整体推进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通过农民公共精神的内化和以农民为本位的公共精神培育来实现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共赢。     

公共精神与现代公务员素质的提升

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是良性社会治理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塑造现代公民的先导,也是推动我国社会向现代公民角色认同、内心自觉、保护公权的公民社会的转型的中坚力量。需要结合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状况、新问题和面临的新环境面前,对公务员及公务员素质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百年历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形成的独特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保障.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是党的革命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凝练的结果,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整体,具有独特的内在特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现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意蕴.中国正处于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应把握革命精神的灵魂,坚持革命精神的核心理念,传承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精神,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国家善治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互动机理与路径统合

公共文化治理形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并完善的过程中,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规范上看,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性符合国家善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关注的是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共文化治理全民参与不充分,需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公共文化治理中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手段和治理伦理等方面存在的困境,都必须坚持和贯彻国家善治理念才能得到解决;公共文化治理对文化的公共性重视程度不够,需挖掘文化的公共价值,让文化回归公共领域。因此,为了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应坚持制度约束与德性涵养双重融合、人民至上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政府委托与社会代理双向合作,优化公共文化治理生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     

人类精神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不断受好古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是现代国家把人类生活不断碎片化,把人类不断引向了堕落。对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精神生活的分析发现,人类的精神孕育了现代国家,而不是现代国家塑造了人类。对现代国家的指责,恰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精神的忽视。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透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既为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同时对于当前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论国家的精神领域及其治理

物质与精神是构成国家的两个基本领域，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国家，不可偏废。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驶入快车道，精神世界的发展也必须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不然就将犯历史性的错误。国家对精神领域的治理必须符合精神本身的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对作为精神领域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治理尤其如此。治理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将宣传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引导整个社会舆论有机结合起来     

浅议大学生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培育

本文提出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应完善德育体系,强化校园氛围的引导作用和加强道德实践教育。     

治道变革: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根本转变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惟一提供者 ,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道变革 ,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等三个方面。     

论我国公共治理中公民角色的多元并存与转化

目前,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角色研究呈现出对治理型公民的推崇和对顾客型公民的批判。但诸多原因决定了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治理中,治理者与顾客二种公民角色将共生共存,有必要区别分析、深入研究,并采用有效方法推动顾客型公民向治理型公民转化。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精神结构分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治理模式的重要选择。本文以公共精神结构为分析视角,通过探讨服务型政府治理在理念——模式——职能方式等三个层面的价值演化,分析服务型政府形成的公共伦理结构,以期论证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因由。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政府能力建设与公共服务的治理变革

中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费用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学者主张放弃市场化改革取向,强化政府的责任,重建公立机构在公共服务中的主导性,甚至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制度安排。这种意见忽视了现代公共管理的一项基本经验,即政府完全可以以多种不同的角色参与或干预公共服务。放弃市场化和推崇市场化的意见虽然在方向上大相径庭,但是在混淆政府行动范围与政府能力强度上如出一辙。推进公共服务治理变革的可行之道,乃是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但同时强化政府的制度能力,从而形成一个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与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同时并存的双赢局面。     

浅析微博时代的舆情与治理

微博时代的舆情正成为社会管理的一大挑战,依托微博形成有别于传统的特质,一是形成的便捷性,二是效果的爆炸性,三是内容的社会性。微博舆情的生成离不开信息接收者、媒体运营商和政府管理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微博时代下一的舆情治理路径如下：一要打造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二要塑造责任媒体,加强媒体责任;三要建设现代型政府,完善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