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培养

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 ,我们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的深层的改革 ,培养出适合“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素质人才。     

"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与思考

分析“电子技术”课程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对本课程各个教学环节进行了探索性改革:课程教学与现代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构建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电子技术课程系列化教学体系。     

是一杯毒酒还是一碗心灵鸡汤——对"一夜情"现象的解读

传统的性爱观念与当今多元开放的性爱观念共同形成了“一夜情”的文化背景;现代传媒的多样与丰富、信息的高速发展是“一夜情”产生的现实诱因;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的相对匮乏是“一夜情”产生的温室。这种多样的性文化与观念,正面临着挑战与考验。     

中国经济增长的"熵"思考

本文通过从热力学第二定律 (熵定律 ) ,揭示中国经济增长与卫生健康间不协调性的产生与解决途径。提出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转变经济增长范式 ,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式的“反熵税”到重视利用知识经济和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人的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中庸"、"中和"考辨

“中庸”、“中和”,皆为儒家思想精髓,历来为中华民族所推崇和追求。“中庸”由孔子首倡,但孔子并未就此进行阐释。历代都有关于这两者的不同阐释,“中和”为“人道”,“中庸”为“天道”,两者共同组成了“道”。“中庸”之“中”为“中和”之意,是将“人道”推及到万物,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暧昧的"大众"--"大众文化"中的"大众"考辨

本文考辨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有代表性的两种“大众”观,即“精英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呆子”和“平民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文化游牧者”。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里的“大众”是一个“文化饕餮”的形象。     

"心通九境"中的忧患意识——从舍勒、福柯到唐君毅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是一部忧患之作,他在后序中谈到现在的社会在他的心灵九境中,属于“由观照凌虚境,而向其下之感觉互摄境,以高速的外转、下转”的过程,其后果可能会造成人类的灭亡。本文引述马克斯.舍勒与福柯的相关论述以与唐君毅相对比,指出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以证明唐君毅“心通九境”中的忧患意识内涵的丰富与深刻,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宋四家"之"蔡"究为何人

提起宋代书法的成就,人们自然想到“苏、黄、米、蔡”“宋四家”。然而,“四家”中前三家均有明确所指,唯独最后之“蔡”究为何人的问题自明代以后一直争论不休。因为“蔡”既可指“蔡襄”,也可指“蔡京”。从“苏、黄、米、蔡”之排序看,“四家”之“蔡”绝非“蔡襄”;从“二蔡”之书风书貌与宋人“尚意”的时代特征相契合程度看,“四家”之“蔡”非“蔡京”莫属;从卒年看,蔡京卒于米芾19年之后,此19年正是权臣蔡京跻身“四家”之列的重要原因。     

"革命"与"阶级性身体"——论"大手"所表现的"涵义"

在现代文学作品里,尤其是在“革命文学”作品里出现的“非言语交际”所表现的“涵义”(connota-tion),无疑是反映着“阶级性”的[1]。从这个观点来看,本文拟在“革命”的语境里以“大手”这个非言语交际表现的“涵义”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讨论它是应该由“什么阶级”所特有的身体特征以及和身体的哪个部位有密切关系。     

"穷人经济学"与"三农"问题

以经济收入高低为标准,现实社会中的人可以分为“穷人”和“富人”。“穷人”和“富人”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规律和经济利益,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倡导经济收入和相关资源的分配应该向穷人倾斜。按照“穷人经济学”的理念,解决“三农”问题有三个答案“多予少取”、“农业保护”和“统筹城乡发展”。     

吴澄论"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两条路线。元代理学家吴澄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仍有共同之处。在为学次第上,吴澄以“尊德性”为先,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基础。吴澄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他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若“知而不行”则不可谓真知,视“尊德性”高于“道问学”。吴澄认为,为学应以“进德”为本,才能回到儒家“一以贯之”的轨道上来。     

"辨义"即"译意"的本体诠释

从认知和交际功能对等理论出发,对比分析了“辨义论”与“译意论”的译者主体、翻译主体及其间性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所涉及的“语言符号转换”与“意义再生”的层次和维度,旨在揭示高屋建瓴的“辨义论”和条分缕析的“译意论”都是以原文为取向的译意“忠实”论,“辨义”即“译意”,原意是本源。因此“辨义论”与“译意论”一样,对宏观的文化交流和微观的语言转换具有相同的解释力。     

"这"、"那"与时间词"早晚"

明清时期是“这”、“那”与时间词“早晚”及其合音字“咱(昝、偺、喒)”组合发展较为成熟、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因而,以这一时期山东方言材料为基础,对“这”、“那”与时间词“早晚”及其合音字“咱(昝、偺、喒)”的组合形式进行共时的描述和历时的比较,指出其在语义表达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从使用频率、语境、语用及相关语言现象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翻译:"适应"与"创造"的统一体

任何翻译都既要求“适应”,不允许主观任意的“胡译”,需要“创造”,不能完全抛开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进行“死译”;应以“适应”为前提,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进行合理的“创造”,达到“适应”和“创造”的有机统一。     

"最为"与"最是"

在汉语史上“最为”的最开始使用的时期以及发展成熟的时期均早于“最是”,这是与“为”作系词的用法早于“是”作系词的用法出现紧密相连的。“最是”由在中古逐渐发展而至近代普遍化使用,功能增强,并最终在整体上取代了“最为”的使用优势地位;而在佛教文献中“最为”仍然保持着它的优势地位。这与以下情况相一致:“是”在口语中是作为“为”的历时替代词,而“为”由于具有较浓的书面语色彩在不同的场合也具有其存在价值。到了现代,“最是”作副词的用法已不见使用,而“最为”作为一个副词保存下来,这是由语言的经济原则和词语的使用功能决定的。     

南充方言"篾"、"鲰"考释

本文对南充方言“篾”、“鲰”之义逐条进行训释。“篾”是小的意思,字又写成“蔑”或者“”等。“鲰”是脾气古怪固执,心胸狭小的意思。字又写成“邹”、“奏”或者“纣”等。     

"德"、"法"协调理论初探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仅明确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发展。文章从为什么提出“德”“法”协调、“德”“法”协调何以可能、如何进行“德”“法”协调三个方面作一初步理论探讨。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假"、"伪"、"丑"观念辨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与“真”对立的是“伪” ,即奸诈、巧伪 ,而不是“假” ,“假”另有正面的意义。“丑”亦不与“美”绝对对立 ,“有心而恶”的丑且恶者 ,方与美与之对峙 ,“无心而恶”的外形丑者 ,则有转化的可能。审伪、审丑均需辩证而观 ,不否定“伪”有人为制造之义 ,但与表现人的真性情的文艺创作相抵触 ;美与丑之间有“遇合无常”之变态 ,与人们各自不同的爱恶之情相关。     

"零"的语文意义与"世纪"、"年代"的起始时间

世纪、年代的起始之年应为“0”年还是“1”年,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派学者主张0年,另一派学者主张1年。本文认为应该始于0年,还进一步指出,关于“零”,人们一般想到的是数学意义,但“零”还有语文意义。学术界关于“世纪”、“年代”起始时间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用“零”的数学意义还是语文意义看待这个问题分不开。否认“零年”是“世纪”、“年代”的起始时间,是以“零”的数学意义看待“零年”的。事实上,“零年”用的是“零”的语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