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的起源

七千年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在战国时期传入中国,压盖印章的封泥则在造纸术发明五百余年后转变为纸张。石碑起于战国时期的秦国,贵族彰显孝廉之风使得刻写墓志铭的石碑盛于东汉。以后为了书同文和一统今古经文之争,东汉皇帝利用石碑刻写经文。唐代佛经的传入,动辄就要捺印成千上万次佛像的宗教习俗,促进了印章与石刻拓片技术的应用,终演变成印刷术。冯道的贡献在于儒家经文的勘定和考生读本的普及,而非雕版印刷的发明。     

论白寿彝先生对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汉代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寿彝在汉代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他认为,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发展走向,是从西汉正统与异端的对垒,到两汉之际折中主义思潮的出现。司马迁的进步的历史观是正统思想的对立物,折中主义历史观则是作为司马迁进步历史观之对立物而出现的     

中国的日语研究史初探

中国对日语的认识和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本文回顾了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日语研究的历史 ,特别是论述了近代中国的日语研究落后于西方的状况 ,以及当代中国日语研究的繁荣局面。作者相信 ,中国的日语研究定会迎来一个与世界水平看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日语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崭新时代。     

“汉代文学自觉说”再议

"魏晋文学自觉说"似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早在汉代已有多种迹象显现文学的自觉。汉代个人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的自觉;各类文体的分科与发展;文学理论的意识和批评的进步三方面,体现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合理性。     

从实用到艺术

正印章最初作为私人印信,实用性显然是第一位的。虽然后来随着人们在审美要求上的逐渐提高,篆刻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更具开创性的发展,然而实用这一固有的用途却始终没有在篆刻艺术的成长历程中消失,时至今日,作为公、私各种用途的印信凭证的大小印章依然在中国社会里广泛使用。当然,一般的印信与专为艺术而创作的印章在价值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但就是这     

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述评

汉代是伦理与制度整合的关键历史时期,其所确立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对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因此以年代为序,对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情况作出梳理,在充分肯定前人成就的同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作必要的分析是有一定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视野宏阔 体实达旨——评张新科教授的新著《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

汉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中蕴涵了中国多种文学体式的萌芽,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宏丽的两汉辞赋、朴实的汉代诗歌及史传文学的空前发展,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柢。汉代文学的繁荣由文体形式到文学作品的内     

论佛教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中国佛教徒为了满足佛教作品的大量需求和传经的需要,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实践,使中国印刷术由捶拓、碑拓、印章捺印、木板雕印发展到活字印刷术。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者是佛教徒。中国的佛教徒对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汉代酷吏溯源

酷吏是曾经活跃于两汉时期的一种官员类型,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思想根源和制度保障是酷吏现象在汉代出现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汉代酷吏的考察动态地分析汉代法律文化的走势,并阐明儒法合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贾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转化和创新

汉代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定型时期,包括贾谊在内的汉代思想家对儒家传统伦理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推进了中国伦理思想的进程。贾谊在伦理思想上的独特贡献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高度提升和深度挖掘。他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对50多对道德规范做了界定,从形而上的角度论证了德的"六理"和"六美",并对仁义与礼的关系、君臣的行为规范等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先秦伦理思想在汉代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的。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 ,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 ,他为汉王朝制定了实施“仁义之政”和重建“礼制”的汉政和汉制。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也是贾谊为汉王朝制定的“治安策”。     

治粟都尉和搜粟都尉与大司农关系考——对《汉书·百官公卿表》大司农两处空白记录的思考

汉代官制中治粟都尉、搜粟都尉、大司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但细考史料可以发现 ,治粟都尉与搜粟都尉在汉代实为不同官职 ,治粟都尉是大司农的另一名称 ,而搜粟都尉本为大司农属官 ,却也一度成为过大司农正官。搜粟都尉职能的转变乃是源于汉代官僚体制与实际统治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得模糊 ,则与班固在选择史料上的倾向性有关。     

西汉“中谒者”考

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中谒者”这一职官略作考释,提出西汉“中谒者”的称谓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汉承秦制,汉初就叫“中谒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前29）,名称叫“中书谒者”,成帝建始四年后,恢复“中谒者”,一直到东汉仍叫“中谒者”名.汉初“中谒者”职掌之一主天子冠服礼制朝祭百事,身份多为士人,其迁转多在郎官系统中进行,约自高后以后,“中谒者”始为宦官承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以中书令领尚书事,其迁转多在宦官担任的职官中进行,成帝建始四年后,中谒者仍职如汉初,恢复到汉初的秩俸,仍然是由宦者承担.     

范晔对东汉衰亡的记述与思考

范晔在其《后汉书》列传中,对东汉衰亡的历史进行了记述与思考,认识到这一衰亡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其最显著特点就是把女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横、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多角度、多层次地思考衰亡的原因。而且范晔认识到东汉“重气节”、“贵信义”的社会风气对于维系其统治的长期存在是有一定作用的。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