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罗尔斯的道德论证及其启示

康德和罗尔斯依据普遍同意标准和有效性标准来论证道德原则或正义原则。二人的论证既相互联系,也存在着不同。普遍同意的标准体现了对于人的尊严的尊重;有效性标准体现了伦理学的实践本质;普遍同意的标准和有效性标准二者相互补充,不可或缺。     

论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策略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论关联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策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理论”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康德把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自律为基点,构设了目的王国的存在,实现了人格是目的的理想;同样,罗尔斯从自由平等的个人出发,构设了原初状态,达成了共识性的正义原则。不了解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很难理解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策略。文章旨在对二者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对比,其理论无论是个人提升自我品格,还是在文化多元的社会达成价值共识,都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也是有方法论意义的。     

罗尔斯正当性与稳定性论证辨析——兼论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

政治稳定性与政治正当性是罗尔斯后期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二者分别与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观念相关。一方面稳定性不同于正当性,稳定性关注政治正义观念如何被持有不同理性学说的人们所接受;后者关注公民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但二者之间又有密切联系,罗尔斯的稳定性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证明也是公共的正当性证明,公共正当性证明又是政治正当性满足的条件。     

合理抑或合乎情理——论罗尔斯对实践理性的结构性诠释及其困境

罗尔斯将实践理性结构性地区分为实践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情理性。这一诠释不但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推理依据,也为传统契约论引入新的诠释路径。该诠释认为,霍布斯所构造的利益契约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合理性优先于合情理性的实践推理结构,罗尔斯则通过对霍布斯式实践推理的结构性倒转为两个正义原则重新提供了新的证成依据,但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先行认肯则使其理论陷入循环论证。     

解析康德“驳斥唯心论”的论证

笛卡尔的存疑的唯心论主张,经验性自我的存有是真实可靠的,但外在事物的存有是可疑的和难以证明的。为驳斥这种唯心论,表明外部事物的实存,康德从关于自我的内在经验的可靠性出发,证明内在经验要以外部事物的经验为前提才是可能的,并进一步阐明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是不可分的、一体的。借助可能前提论证、不可分论证和一体性论证这三个越来越强有力的子论证,康德表明了,如果要质疑外部事物的实存,就必须同样地质疑内在经验,而这是存疑的唯心论无法接受的。这样,康德就以归谬论证的方式对笛卡尔式的唯心论进行了一种内部反驳。康德的论证模式同样适用于一种休谟式的存疑的唯心论。不同于笛卡尔式的唯心论之认可自我作为持存的实体,休谟式的唯心论对自我持有组合论的理解,拆解了自我的实体性。康德的论证模式之普遍效力揭示了笛卡尔、休谟等人的经验性唯心论的限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走向先验唯心论的必要性。     

“奠基”还是“重建”?——康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康德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对于法国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理念持积极的拥护态度并为之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这些理念的哲学论证并不感到满意,甚至持批判的态度。这种双重的态度决定了康德在启蒙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奠基,而是一种重建。     

康德的理性事实学说及其体系意义

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在确立这一超感性之物之实在性的过程中,理性事实学说处于中心地位。文章考察了理性事实概念的几种可能的涵义以及它在康德伦理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信用风险视角下的公共危机及其应对论略——基于社会伦理与经济伦理的分析

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被认为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当我们就信用风险及其在工业化时代的扩张,结合现代化的进程尝试进行深入的原因探析时,可以发现对于总体上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公共危机,不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政治性危机等等,经由社会成员间的信用关系的视角来予以把握和考量,显然会非常有益于加深我们对公共危机的理解。     

强力、认知与伦理:公共理性的三个分析维度

在以理性分歧为特征的现代多元主义条件下,公共理性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转向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一些学者试图从霍布斯式的公共理性观念中获取灵感,但这种观念是建立在纯粹的强力之上的,没有任何认知与伦理的基础,同时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私人性的,而不是公共的。当代公共理性以认知和伦理之维为其内部的构成性要素,以强力为最终的外部保障,但它的认知方面仅仅在于,它在认知能力上不逊于其他认知方式,而其真正的优越性则在其伦理之维。结果,公共理性的辩护方式意味着真理与辩护之间的某种距离。     

公共研发中心及其建设模式分析——以沈阳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公共研发中心为例

以沈阳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公共研发中心为例,在明确公共研发中心的重要地位、功能定位和建设模式的基础上,从软环境建设和硬环境建设两个方面阐述公共研发中心的建设构想,重点探讨公共研发中心的建设模式和可行路径。旨在通过分析该建设构想,为我国公共研发中心的实践研究提供例证,并为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研发中心、提高我国的自主研发能力尤其是企业的合作研发能力提供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