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文革”以前，中国大陆有将近一百三十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参加农业生产。这批老知青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教育领域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名的政治歧视，他们在1963—1965年的高考和中考中整体性落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成为他们“脱胎换骨”的唯一出路。但这些老知青的虔诚和逆来顺受并没有换来合理的报偿。相反，直至“文革”结束，这批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年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在其生活道路上历尽艰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及其历史意义长期被掩盖或抹杀，以致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里一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由此成为共和国史上的一桩公案。面对和解决这桩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还这些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中国公民一个公道，还有助于廓清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给后代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及逻辑结构探究

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是其内含的“道德悖论基因”,这种“悖论基因”的实践张力必然会演绎出普遍的道德悖论现象,这使得个人主义的演变历史就是不断为其自身“解悖”的历史,由此而形成个人主义目的论与其方法论相统一的结构模式。     

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20世纪60年代末文革中兴起的全国性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初始的安置青年学生就业的权宜之计,迅速发展成为“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其间出现了一系列知识青年的生活生计、生产劳动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心态由此出现反复,并形成了社会的共鸣。党和国家进行了多次的政策性调整。这场运动从轰轰烈烈兴起经十年到悄然偃息之后,给人留下了多重的思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有作为;还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只有以实践来检验之,并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现实的人：走入历史的纵深——“历史唯物主义”三大维度之探析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最终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发现的哲学“维度”上添加了“社会”维度与“历史”维度,由此,在费尔巴哈将“人”从“天国”里解放出来之后,马克思深入到社会与历史中去,并由此探讨人类的最终解放之路。     

主编的话

本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专栏发表的是著名作家叶辛研究中国知识青年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论文。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民众心理特征带来的影响至深且巨。虽然时隔多年,许多亲历者个人的痛苦似乎已经淡漠,有时甚至还会按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从“大处着眼”,对知青运动后来终于成了     

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和作用

探讨历史研究的对象和作用,是属于历史科学理论的范畴.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指历史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作用”是指研究历史对人类社会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亦即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便会使历史研究沉入对枝节的、零碎的、个别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和叙述,而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则一无所知;同样的,弄不清研究历史的作用,便会陷进为历史而历史的泥坑.因此,弄清楚历史研究的对象和作用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论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

一、“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人类的各个社会,一方面在进行着“自我运动”,另一方面又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由此,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1)依靠自身的力量所实现的原生性的发展,和(2)在外部社会的作用下所实现的派生性的发展.原生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典型形式,也是派生性的发展由以发生的历史前提,因而,这种发展,最能显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最本质的规律.因此,要真正认识这一层次的社会发展规律,就必须运用抽象法,“从纯理论的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①来考察那些典型的、原生性的历史过程,而对那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对由外力引发的派生性的发展,暂时忽略不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概括,实际就是他运用这种抽象法,“从纯理论的观点”出发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结果.所以,在这一概括中,马克思只是讲到了社会的自我运动,而完全没有提到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实际就只是能够最充分地包含和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原生性历史运动的规律,而决不是纯粹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原生性历史运动的规律,由于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运动形式     

在文明互动中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

人们在从事历史活动的同时,会对人类历史的意义、规律,对人类各种文化体系的价值进行反思,而这种历史发展观与文化价值论又总是有机结合而构成一种统一的观念,即“历史文化观”。“历史文化观”是一种价值判断,各人群因其“社会存在”不同而互有差别,无所谓真伪高下。但是,这种观念对于人们的历史实践却有极大影响。     

程颐天理史观辨析

程颐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本论,运用在观察和处理社会历史方面的问题,则为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理论依据是天理论,故亦称天理史观。对程颐的唯心主义天理史观,以往论著贬斥者多,论及合理因素者少,此似失之偏颇。平实而论,程颐论史亦有诸多妙处,故有辨析之文。 一 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是古代哲学家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颂就认为“天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天地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灭。程颐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     

从“活动”到“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的历史考察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社会影响深远的大事。从江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看,为期20多年的这段历史经历了兴起、高潮和退潮三个阶段,其性质也从最初发展农业生产的垦荒活动,到调控劳动力就业的手段,最终转变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纵观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是国家计划经济条件下调剂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以社会进步抑或从知识青年一代整个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总体上都应加以否定,但它对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乃至少数城镇青年的成长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明清“实学”思潮的三个发展阶段

明代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形态内部滋长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因素,经济上表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和发展,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股批判思潮。这种称为“经世致用”实学的新思潮,于明代中叶后已明显形成,明清之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在清代中叶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束了。这种实学思潮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具有对封建社会的一切旧事物的批判精神。实学经历了自己的发展过程,即“明道致用”、“经世致用”以及“体用一致”三个阶段。     

试论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知青运动分为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1955—1966年为移民垦荒。加强农业、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阶段；1967一1976年为极左路线肆虐、上山下乡演变为政治性大运动阶段；1977—1980年为知青政策大调整直至“消亡”阶段。周恩来在知青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当然是表现在前两个阶段。一、周恩来思想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1955年，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北大荒垦边，在全国城镇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拉开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从1960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纳入了国家计划，有步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周恩来与上山下乡运动…     

历史意义的焦虑:“普遍历史”的回应及其病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文学与酒文化——《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饮酒艺术表现及文化哲学含蕴之比较

中国文化根抵属农耕文化.用粮食酿造醇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甲骨文中便有了“酉”（酉:古“酒”字）的记载。酒所具有的致醉功能使人进入一种独特的感觉世界,并由此而在历史的思想精神发展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酒文化。     

20世纪以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嬗变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时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的递变以及由此而在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中引发的一系列变化,西方社会亦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传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展开了理论上的批判和重释。但无论是从历史根源还是从现实条件来看,只要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的西方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个人主义价值观便不会在西方社会中真正走向衰落,它只会随着西方社会进程的起伏而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调整。     

马克思实践观中的社会和谐

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看来,由于人的具体的感性活动是为了满足各种生存需求而进行的自觉能动性的活动,因而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活动,而由于其又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展开的历史性的活动,因而亦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规律性的活动.逐步地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必然,这种历史必然是社会主体的人的自由价值得以不断地展现与升华的根本,而当这种升华达到一定程度即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能够自由、全面地发展时,人类也便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发展的“自由王国”,而和谐将是其根本特征.     

阴阳辩证——试析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

本文所要研究的思维结构,是一种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它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结构”和“民族社会结构”一样,也是在一些民族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构造、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所不同的是,这一思维结构较之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和抽象性,它甚至可被视为一种无内容的形式,是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框架。然而这种“无内容的形式”一旦形成,便又会反过来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创造过程,即赋予那些“无形式的内容”以特定的结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     

“亚财政”与历史周期律

如果说财政是关于财富的政治。那么,“亚财政”就是关于非正当财富的政治。《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是《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先生的潜心力作,本书以独特的视角,通过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细致地勾画了中国历史上奇特而诡异的政治现象——“亚财政”制度。“亚财政”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所起的作用却不亚于国家正式财政：它使民众在缴纳“明税”之外还要负担“暗税”,“明税”体现了官民博弈均衡,“暗税”的潜滋暗长最终会突破民众的税负能力,博弈均衡由此被打破,民变频发,社会崩溃,政权更替,实现新的博弈均衡一这正是中国历史独特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2014年4月,共识网记者就书中揭示的有关问题,专访了洪振快先生。     

儒道与医道

儒道与医道谢华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立于春秋战国的儒家学派凭借这一历史机遇，一举而雄踞中国思想领域的霸主地位，由此而形成中国社会历史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仿佛中华民族历史长卷上的一层底色，若隐若现于各个角落。中国医学的历史，虽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