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是指以内地茶斤交换藏区马匹的经济活动。唐、宋以来,以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最为完备。本文从明朝政府对茶叶生产、茶叶运输、茶叶贮存、茶叶销售的有效管理,以及修复和拓宽茶马古道等方面,阐述明朝政府通过熟练地运用“茶马互市”的经济杠杆,以达到治理藏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论明代茶马互市的经营管理

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空前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经营管理制度。正如《明会典》记载的那样:“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察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对茶叶的产销、收贮、输送、交易、督察等各个环节,都设官置吏,统筹管理。 1.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 明代先后设置了茶马司、茶马御史衙门,作为国家茶马大政的执行机关,负责市马官茶的收贮、给散和收纳茶马等事务。     

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藏茶马贸易,肇始于唐,盛于宋明,尾绪于清.茶马互市相沿数百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在民族关系史上无过此者.它是藏汉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两族人民之间最主要的经济活动.藏谚云:“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茶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至关重要.《西藏志》载;“藏番蒙古不拘贵贱,饮食皆以茶为主”.《西藏图考》载:“番民多食糌粑、牛羊肉、奶子、奶渣等物,其性暴,而茶所急需,故不拘贵贱,饮食以茶为主”.《明史·食货志》中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代的茶马贸易因袭唐宋旧制,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有很大的变化和新的发展.本文所要论及的,就是明代四川茶马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     

北方茶都:清代张家口茶叶贸易的变迁

张家口作为“万里茶道”上重要的商贸节点市镇,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北方茶都。清代的张家口较之明代,其职能发生如下变化:一是由军事重镇逐渐转向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商业集镇;二是由最初国内各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场所转向连接亚欧茶叶市场枢纽性市镇。茶马互市的开通、张库大道的形成、榷关的设立,共同促成了张家口北方茶都的形成,张家口茶叶贸易的兴衰是“万里茶道”兴衰的缩影。     

宋代茶叶在财政上的作用

本文论述了宋代的茶叶生产、茶叶政策、茶马贸易、财政状况以及茶利在财政上的作用。     

明代招商中茶制下茶商特权地位的孕育与发展

明代招商中茶制是明朝利用茶商的力量将川陕茶叶运往西北茶马司易马,并以变卖茶叶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作为酬劳。这一茶政制度的实施将茶商推向了汉藏茶马贸易的前台,出现了官茶商营、官商分利的局面,打破了明政府垄断茶利的格局,为茶商专营边茶的特权地位创造了条件,也为官营向商营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     

茶与茶文化对中华民族融合的贡献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明清以后,安化黑茶因其独特的湖湘物产文化品质,成为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交易的主要茶类,有利于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中国茶道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通过以“和”为精神指引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     

"茶马古道"旅游品牌打造的思考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部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以茶、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而形成的商道。作者在参与了实地考察后 ,指出这次考察不仅在学术研究上贡献甚巨 ,而且对“茶马古道”沿线的川、藏、滇三省区旅游业发展亦有所推进。     

茶马互市与明代青海货币经济

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了明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出于安边防、充军马、裕国用之目的,明廷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除以茶、丝绸等交换马匹外、还大量以纸钞、银两等货币购买马匹。同时,一些被赐予官职爵位、敕封名号的僧俗首领,纷纷定期入京朝贡,明廷除赐予茶叶、绢帛外,还大量赐予纸钞、银两和铸币,贡使亦逐渐以商贾为主体,并由此出现了多种贸易形式,使青海地区与中原的商品贸易关系紧密化,直接化。这些都涉及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青海地区货币经济的内容和特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谨请识者不吝指教。     

汉藏边茶研究述评

学界涉及汉藏边茶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主要从茶叶边销与边政关系问题、官营茶马贸易的兴衰、历代茶政、边茶的走私、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藏族茶文化等层面进行探讨。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自上而下地强调边茶在汉藏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功能,很少深入地方社会内部考察多种力量对边茶交易市场的控制、族群之间的互动以及透过藏人对茶叶的消费历史去关注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文章从这些角度对边茶研究加以梳理,以期更系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这一特殊的物在藏汉关系史上的意义。     

藏族茶文化：茶马贸易与藏族饮茶习俗

藏族茶文化出现于吐蕃时期，其发展历程依次经历了知茶、需茶和嗜茶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每个阶段几乎与茶马贸易不相分离；茶马贸易又以茶文化在藏区的传播为依托。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开展加速了藏区茶文化的传播，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另一方面，官营茶马贸易的产生本身又与中原茶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相关联，当少数民族有了用茶的需求时，才能为大宗茶马贸易的开展提供可能性。     

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政思想源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除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法政制度构造方面的"大一统"设计、思想源流方面"天下"观与"华夷之辨"之间的张力也是重要原因。在古典中国政治哲学的"天下体系"构想中,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均为天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华夷之辨实际上具有相对性。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西北汉简所见“为家私市”考

西北地区出土简牍中有关于“为家私市”的记载,多集中在肩水金关汉简和居延汉简的“关传”中。“为家私市”的路线与汉代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民风民俗紧密相关,这种贸易行为反映了汉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证明了《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不同自然经济区域的往来。“为家私市”作为一种中小规模的长途贩运贸易,为研究汉代民间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     

浅析茶叶价格形成机制

认为茶叶价格的形成机制主要由4个方面内容组成:茶叶价值决定茶叶价格;茶叶市场供求决定茶叶均衡价格;茶叶市场竞争决定茶叶成交价格;国家经济政策影响茶叶价格;对茶叶价格形成机制的4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茶叶价格形成机制的分析,得出国家加强茶叶价格管理的必要性和国家要加大对茶农的扶持的建议。     

信阳市茶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效益综合评价

茶叶产业是河南省信阳市农业的主导产业,是该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针对茶叶发展的主要5种生产经营模式：生态茶园示范基地、专业合作社、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产销一体化、创新茶园,采取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茶园在综合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生态茶园示范基地在生态方面最优,并根据最终评判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发展模式上大力提倡创新茶园和生态茶园示范基地;发展方向上突出生态效益;保护传统的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模式。     

论南宋东南茶法

南宋东南茶法是宋代茶法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学者们多强调其对政和茶法的继承，而缺乏对其自身特点的深入分析。实际上，南宋茶法主要只继承了政和茶法以引榷茶的基本模式，在具体制度上独具特色，多与政和茶法不同。南宋东南茶法实行三务发卖、地方发卖、州县配额的卖引制度，每引贩茶重量减少而引价提高，引外征敛增多，茶利高度集中，反映了其灵活、苛细、集权的特点。     

试论唐代产茶地的经济开发

唐代是我国茶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当时出现了众多的茶叶产地。通过研究这些产茶地，首先，可看出其分布呈现“多个中心，四面开花”的特点。其次，能发现各产茶地经济水平与茶叶发展及茶品质之问呈正比例关系，即经济水平高的地方茶业发展快，同时好茶也一般出在经济富裕地区。     

宋代茶马互市的法律规制

宋朝对茶马互市实施严格控制,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为确保茶马互市顺利开展,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茶马贸易和管理的法律规制,主要内容以榷茶博马专卖法制为核心,还包括职官管理、市场开禁、茶马价格、入蕃茶禁以及私贩马罪罚条格等具体律令条规,这对保障西北、西南沿边的茶马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如何应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矛盾及新挑战

我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宣布退出全面反危机的扩张政策,之后,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新矛盾与新挑战,具体表现为宏观三期叠加矛盾、微观三大结构性矛盾、国内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国际修昔底德陷阱挑战。其中,宏观为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反危机之后的消化期三期叠加,微观为实体经济内部供给和需求、实体经济和金融货币、房地产部门发展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同时,我国经济出现“滞涨”的可能性增大,较长时间内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为应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国家明确“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特别地,国家放弃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同步,以应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