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特点简述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异常活跃,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一些特点: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互相转化情形严重;高利贷剥削具有层次性、间接性和隐蔽性;高利贷债主队伍发生变化,殖民地性加强。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特点分析

大量材料表明 :2 0世纪 2 0— 30年代中国农村中普遍盛行的民间高利贷 ,无论从借贷户数、借贷利率、借贷期限、借贷保证、借贷的主要阶层 ,还是从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借贷的主要来源等方面来看 ,不仅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高利贷相比 ,发生了若干鲜明的变化 ,就是和今天中国农村中一些地区出现的民间高利贷相比也有所不同。这表明 ,此时期农村高利贷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特点 ,正是中国农村经济衰败与危机 ,以及广大农家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必然的逻辑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以农贷抑制高利贷的二律背反现象分析

为消除农村中存在的高利贷,南京政府积极开展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一方面对农村高利贷产生了不少冲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高利贷更加猖獗。这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统因素的合理性;在实施农业贷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农村业已存在的传统借贷组织和形式;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债券市场。     

近代西北农村高利贷问题初探

高利贷是影响近代西北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高利贷在近代西北农村广泛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近代西北农村的高利贷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并对农民生活、农村经济和西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利贷泛化的解析与扼制

高利贷现象理应出现在金融抑制的时期和区域,因此,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较易出现高利贷。但近期在金融机构林立的城市地区出现了高利贷泛化的现象,"城市版"高利贷的成因复杂。究其原因,是宏观货币政策与阻滞的银企合作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剖析"城市版"高利贷运作的模式,并针对于此,提出高利贷泛化的扼制对策。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高利贷现象研究

民国时期,由于天灾频发、军阀混战、内外压迫等原因,农村民穷财尽,金融衰竭,高利贷盛行。陕西农村高利贷存在的主要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粮、借粮还粮、预卖及预押、土地抵押、典当和借农具等。其特点是借贷利率高,借贷周期短,农民借贷来源主要是私人借贷。高利贷的猖獗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互为因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民国陕西政府曾积极治理高利贷,除严令禁止外,还发展新式金融事业,如建立现代银行、成立合作社、设立农仓和金库。这些措施对于当今愈演愈烈的高利贷的控制和治理,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欠发达地区农村高利贷供求及相关因素的经验研究

高利贷问题是农村金融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从研究农户意愿的角度入手，希望从总体上把握农户对高利贷的真实态度和意愿，从而了解高利贷在农村的需求状况。根据调查和计量检验发现，调查地区大多数农户对高利贷持肯定态度，认为高利贷有存在的必要，并且表示在一定条件下会选择借高利贷。调查同时发现，有没有借过高利贷对农户是否会选择借高利贷有重要的影响。     

析贵州省农村高利贷现象

贵州农村高利贷现象作为民间借贷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对农村形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力度,加大对农村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才能使农民自觉抵制高利贷。     

明代农村高利贷资本

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明代农村中各种生活性、消费性的借贷，如因赋役繁重、征敛不时而引起的借贷，因日常生活缺乏而引起的借贷等。第二部分首先探讨了小农再生产与高利贷资本的关系，然后对明代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作了新的论述     

1949—1966年中国农村高利贷治理的历史审视

从建国后到“文革”前夕,农村高利贷现象屡禁不止。为促进农村社会稳定,规范正常的金融秩序。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经济替代、政治教育、行政取缔等手段对其进行了打击。但从治理的效果看,并不理想。系统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对农村高利贷活动治理的历史经验,对规范当今农村金融秩序不无裨益。     

对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宪法学解读——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一种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的民主实践形式发展迅速，协商与对话的机制被引入各地民主实践之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就是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典范。运用宪法学原理对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具有特殊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创设理想的协商情境以推动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是今后宪政国家的努力方向。     

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借签历史的经验 ,从中国国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为正确解决新时期关于“三农”问题的重大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农业发展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 ,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党治国安邦必须遵守的信条。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建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出现了一些指责、批判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所反映的问题,恰恰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生动实践。毛泽东简明深刻地分析了我国农村的状况,指出把农民组织起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毛泽东还积极发现和培养人才,从而成功地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以地方自治为名,力图通过国家权力对农村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农村建立严密的权力网络,稳固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干预能力大为增强,国家与农村关系空前密切.南京政府的乡村治理以失败告终,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乡村关系重组的问题上,国家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控制体系时必须伴之以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加强对乡村权力运行的监控,培育农村的自治能力,如此方能实现国家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论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它是我国原有的体制积淀与新体制存在的矛盾短期难以消除的表现。面对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江泽民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根据当时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切实维护农民利益,为"三农"问题的缓解寻找突破口,逐步提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包括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村经营体制再创新、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等指导性思想。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深入研究江泽民的"三农"问题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现状及对策分析——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视角

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即村民自治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民主自治过程中既有重大成效，又暴露出不少问题，有的还较为突出。完善村民委会组织法是加强农村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的关键。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提高农民素质摆到了重要位置。＂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当前,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确保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     

农村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当前农村存在许多问题,如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生态入侵,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生产发展、资源持续、村容村貌整洁。根据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对策和措施,供有关方面参考。     

西部农村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西部农村教育的发展既得益于乡土文化的浑厚,又受制于乡土文化的凝滞。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造成农村本土居民的思想彷徨：“起跑线”比拼上的无力感和子女教育的紧迫感。经济狂潮下,乡村语文教师既满怀知识分子的壮志,不甘平庸,又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这些都形成了西部农村语文教育发展的内部阻碍。教育资金投入难以到位,安于现状的维稳心态使得部分教师不思进取,抑制教育革新,这些都给西部农村语文素质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语文素质教育旨在以健康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