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

万历初期 ,后七子派规模急剧膨胀 ,呈现短期中兴 ,发生界内新变。王世贞晚年学道逃禅 ,疏冷笔砚 ,推崇诗歌“性灵”。新安诗群、末五子构成派中两大新人群体 ,新安诗群之兴与徽州“商而士”世风和汪道昆的推毂关联尤为密切 ;末五子的屠隆、赵用贤追求“性灵”文学 ,其“自适己性”、“师心独运”诗观可称公安派诗论的同声前奏 ,李维桢、胡应麟虽擅长论诗 ,但保守色彩较重。后七子派随着王世贞、汪道昆的谢世走向衰落 ,复古中坚李维桢无法挽回诗歌复古运动的颓局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正时期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钱谦益诗学思想浅探

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其论文情思并重,肆意奔放;其评诗虽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竞陵派”的狭窄．也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但也肯定吸收了“茶陵派”的台阁体等特点;批判也兼容并收,从而开有清一代诗风。文章仅以他庞大的组诗群之一的《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中几首诗为例,来浅谈钱谦益的诗学观念。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     

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

明代状元诗文与馆阁文学关系密切。明代商辂、柯潜、吴宽三位状元的诗文,初步显示了台阁体向茶陵派的演变过程。正统末年,台阁体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消失,商辂的山水题画诗,代表着馆阁文学的初步转向。柯潜诗文体现的翰苑风流,对茶陵派的形成有深层影响。吴宽是茶陵派的重要羽翼,其诗体现了吴中文风与馆阁文学,亦即山林气与馆阁气的融合。对政治的疏远,山林气的融入,以及对诗的偏爱,均体现出明中期馆阁文学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变。     

明诗的光辉终结——略论陈子龙的诗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又号轶符,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是明末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其诗大体继承明代复古派的传统,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突出的艺术风格,是明诗的光辉终结。一明诗的主流是复古。明初高启素享明诗冠军之誉,其诗善于取法前人,不限一家,惜其死于壮年,未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他身上,已露明诗复古的端倪。中经台阁体,至李东阳和茶陵诗派出,论诗附和严羽,宗盛唐,强调学习杜甫诸人。这是向前后七子的一个过渡。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明确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认为“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盲目尊古,追求形式,达到了     

明代台阁派形成

明代前期文坛,台阁派是一支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多是官居台阁的官僚文人。关于明代台阁派文人的创作,古今批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过认真分析台阁派形成的原因,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们应对时代挑战策略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总之,台阁派的诗文创作是他们生命意识的曲折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引古人之精神接后人之心目”关于《诗归》的评点

“引古人之精神接后人之心目”关于《诗归》的评点●韩玺吾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提出，从文学发展史来看，都离不开传承的关系。要之，明代的诗文理论，一直是在师古与师心之间摇摆，七子派以格调说来求古人真诗，终不免落入复古的窠臼，其弊流于肤廓；公安派虽提出了性灵说...     

试论徐祯卿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

徐祯卿是明中期吴中文学的代表人物,与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并称"吴中四才子",同时又是明中叶影响深远的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成员之一。徐祯卿是明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吸取了吴中文学和复古派的长处,并能去其短处。当复古运动出现严重偏差时,他的诗歌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诗歌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     

论明代景泰至弘治中期的文学思潮

在明代文学思潮史上,从永乐初年到正统末,是台阁体垄断文坛的时代;从弘治末到万历中期,则是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两者之间,即从景泰初到弘治中期,实际上还有一个过渡阶段.明代文学研究向来存在着重戏曲小说而轻诗文、重后而轻前的情况.如果说人们对台阁体和复古运动虽也不甚了了,甚至存在种种误解,但至少还时时予以提及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过渡阶段则几乎成了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角落.本文拟对这一阶段文学思潮发展的状况略加勾勒,以补上明代文学思潮史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论谢榛《四溟诗话》的“诗三要”

谢榛"诗三要"是明代复古理论的发展,不是一种诗法。其"神气"与"体"有关、以"气"和"气格"为主;其"声调"追求音乐性,强调择韵、调(tiáo)韵、审音,虚实相生、妥、平妥、妥帖为"求声调"的具体体现。谢榛所论"精华"是对前人杰作的吸收,但又是以养气为导向,并最终指向"浑沦"、"自然"的审美诉求。谢榛"诗三要"的提出以性灵为导向,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复古派与性灵派的紧张关系。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徐祯卿文学思想浅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当时“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虚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复古运动”的进程中又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模拟;何景明则倾向于学古中创新。“前七子”中跟何景明文学思想最为接近者乃是徐祯卿,诚如何景明自己所云:“天马行空脱羁靮,更怜《谈艺》(指     

岭南明诗选本中的复古诗学

明代岭南诗坛与复古派联系紧密。选本结合岭南明诗创作特色对复古派作出深入批评,并论述岭南诗坛在接受复古派创作手法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进而促使地方诗歌发展更为健康。选本还指出岭南诗坛对复古派的产生具有引领作用,而本地区不断出现的复古诗学大家和群体又为复古派持续繁荣拓展了空间。     

李东阳诗学体系论

以诗文辨体为旗帜,以诗歌音律为主线,以诗歌真情为旨归,就是李东阳诗学体系的三条纲.其<怀麓堂诗话>及其它著述中有关诗论的文字大都为这三条纲所统摄,按照一定的内在的逻辑互相连接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乃是为了指导明代中期的诗歌创作,左右诗歌的发展方向.为此,李东阳反思了明朝建立百馀年间,程、朱理学束缚、台阁体后学泛滥的诗歌发展状况;上溯诗歌与乐合一的原始形态,广泛品味、比较唐、宋、元的诗歌创作;对<尚书>、<论语>、<孟子>、<荀子>尤其是<礼记·乐记>、<毛诗序>等儒家早期经典中的诗乐理论和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作了认同性的选择和阐释;总结、升华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思考.因而,这是一个以儒家诗学为主体而又折中、融合了诸多审美要素的、既高度重视诗歌的艺术特征更强调诗歌的内容和功能的、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切实的指导意义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当时的茶陵诗派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使台阁末流弥漫的诗坛颓靡的景象大有改观,而且对其后的杨慎、公安三袁,以及钱谦益、王士、沈德潜等,皆有所启迪,对"七子派"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明代中叶主流诗风由台阁向复古嬗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弘治中兴”:基于明代文学发展史意义上的考察

与史学界对“弘治中兴说”的争议不同,文学界一致认同“弘治文学复兴”提法,却一直缺乏细致梳理和深入考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明中期的文学成就。“弘治文学复兴”局面主要表现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文学交流十分频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成果丰厚,其成因得益于该朝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文学内部不断清算台阁体弊端的种种努力。弘治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既反拨明前期台阁体文学,又开启明中期文学复古浪潮,为中晚明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明中期乃至有明一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从郑善夫的文学演变认识阳明心学对明代中晚期文坛的影响

阳明心学是兴起于明弘治、正德年间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文人深受影响,因此改变了对人生和文学的看法。不同于之后的唐宋派、性灵派作家,此时的文人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下,没有形成全新的文学派别、文学观念,然而他们在思想和文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性灵派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台阁体作家的创作风格及其成因

本文对一向为人所忽略的明初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文章首先论述了台阁体作家的诗文创作风格,指出台阁作家作文尊崇欧、曾,文风平易纡徐,其诗歌推崇盛唐,并存在着尊杜与崇李两种倾向,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其次分析了台阁体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阐释了台阁体诗文创作与时代政治文化、地域文学传统及作家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台阁体作家的创作在明代所产生的影响。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