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过曲”新论

自任中敏先生提出“带过曲”概念以来,曲学界大多着眼于元代而对带过曲的成因作了广泛的研究。本文试从元明清三代的通观视角,对带过曲的成因与特征作进一步的探讨。带过曲的构成有五个条件,其中最紧要的是“曲调间衔接紧密美听、起收圆满”,否则,所产生的带过曲都不可能有生命力。纵观元明清三代之带过曲,明代才是带过曲的创新发展阶段。     

元曲知多少

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我国古代文艺繁荣的又一标志,它包括两种相关而又不同的体裁:散曲和杂剧。散曲,是元代新兴的诗歌,当时称叶儿、新乐府、新小令等,可合乐清唱。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只曲,相当于一首诗。由两支以上的小令按一定宫调联缀而成的组曲,便是套数。北大教授隋树林编的《全元散曲》,共辑四千三百首,其中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首。     

论祁彪佳戏剧本体论的美学意义

中国传统剧论是以"曲"为本的戏剧本体论,它受传统诗学理论影响较深.晚明曲论家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中突破传统剧论观念,论剧以"事"(剧戏)为本,抓住了戏曲作为叙事文学的本质特征.祁彪佳的戏曲理论具有朴素的现代戏剧美学意义,对以后戏曲研究模式的转换颇有启发.     

古代曲论中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古代曲论家用得多最娴熟的方法。正是借助戏曲与经典的比较，戏曲的地位才得以确立；基于戏曲与名著的比较，戏曲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才格外醒目；通过戏曲与诗词的比较，戏曲的艺术本质才得以充分显现。考察古代曲论中的比较研究，可以触摸前人的认识历程，清晰地看到前人怎样通过比较而鉴别，通过鉴别来把握戏曲本质规律，从而推动戏曲发展的     

康海北散曲小令用韵简析

康海是明代中期一位在诗文、杂剧与散曲创作方面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为明代散曲北曲的复苏与中兴具有开创之功.通过分析归纳其北小令用韵情况可知:在204首北小令作品中(不含带过曲),押韵方式共8种,有8类42首超越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部界,用韵过宽.     

试论八股文“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的浸染

八股文的“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的浸染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的:一,由此及彼,以八股文“章法理论”作为建构曲论的逻辑起点;二,取类引譬,直接援引八股文“章法理论”的理论成果,丰富曲论的理论内涵。这种“浸染”使李渔的曲论得以突破前人曲论“散金碎玉”的缺陷而建立起严整、完备的体系。     

元明清山东曲论摭谈

元明清三代,山东不仅是我国传统戏曲创作与演出的繁盛地区,而且在戏曲理论上也多有建树和影响。与钟嗣成比肩的贾仲明,不仅对《录鬼簿》进行了"拾其遗、补其缺"的增补工作,而且还对元末明初的戏曲作家进行了编续,对中原音韵和南方曲家也多有评述;李开先的《词谑》开戏曲创作与表演艺术理论的先河;丁耀亢在戏曲创作研究等方面也建树颇多。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代表作家的举隅,方见山东古代曲论发展兴盛的概况及对后世戏曲艺术所产生的影响。     

简论马致远散曲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散曲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合乐文艺样式,对戏曲而言,它是一种不具备完整情节和科白的清唱;对词而言,它是又一种新兴的抒情诗体.散曲的小令与词调近似,它的套数又与剧曲结构片段相同.元代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者约有两百人,创作了散曲四千三百多首,其中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首,残篇在外.每每提到散曲,便想到马致远(东篱),关汉卿等作家。马致远、关汉卿是元曲四大家(关、马、郑、白)之一,关汉卿为正色派代表,马致远为文彩派代表.     

《藤花亭曲话》贵乎自然的戏曲语言观

在戏曲创作中，自然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学追求。清曲论家梁廷枏所著《藤花亭曲话》便明确标举戏曲语言贵乎自然的创作理念。在梁氏看来，语言上的自然性表现为对情自肺腑的真实、庄语入曲的巧妙和文辞声律的谐调。以上三者，既是梁廷枏语言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又是他提出的裨益于语言自然性的创作途径。     

试论八股文“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的浸染

八股文的“章法理论”对李渔曲论的浸染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的：一，由此及彼，以八股文“章法理论”作为建构曲论的逻辑起点；二，取类引譬，直接援引八股文“章法理论”的理论成果，丰富曲论的理论内涵。这种“浸染”使李渔的曲论得以突破前人曲论“散金碎玉”的缺陷而建立起严整、完备的体系。     

豫章才女蔚为霞——江西闺秀词人创作述略

江西闺秀词的创作,与闺秀词的整体创作基本同步,在越过了唐五代的孕育期之后,也历经宋金的繁荣、元明的衰落、清代的极盛的几个过程,出现过魏夫人、景翩翩、刘淑、朱中楣、曹慎仪、萧恒贞、陶淑等优秀的江西闺秀词人。但由于接受观念、接受环境隔膜,长期以来她们被久置历史深宫无人问津。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元代屈、陶并称与是陶非屈论

将屈原与陶渊明频繁地放在一起赞叹和评论,是元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现象之一。他们主要在忧国忠愤、典型植物意象、鲜明个性特点等方面将屈、陶并称;在并称时,元人普遍表现了是陶非屈、颂陶嘲屈的态度,流露出愤世、自嘲的时代心态。屈原与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普遍并称与陶渊明接受史发展的高潮到来、儒释道文化日益融合、元代士人的特殊遭遇密不可分。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游国恩的屈原研究及学术史意义

游国恩是我国著名的楚辞专家,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1946年、1953年、1963年、1980年他出版过四个版本的《屈原》。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差异,分析游国恩对屈原形象、屈原思想以及对其作品认识的差异,勾勒出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四种不同版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及游国恩个人的学术背景进行探讨。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异曲同工各呈其妙--郭沫若、阳翰笙历史剧创作思想比析

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川籍重要剧作家.论文选取二人于抗战时分别创作的"战国史剧"代表作<屈原>,和"天国史剧"代表作<天国春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人的创作意图、创作方法、历史观、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异同.     

论郭沫若文化身份的嬗变——从《女神》到《屈原》

本文用文化批评的方法,解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女神》和抗战时期的《屈原》,透视其文化身份的嬗变,研究其对个体和民族群体文化身份的构建,凸显其作品的新的诠释及价值。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