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权威之名行用权威之实——从西方修辞的角度看王朔批判话语

痞子文学代表人物王朔在世纪之交的再次走红常常被贬斥或轻描淡写为"自我炒作"或"哗众取宠".但是,如何"争众赢宠"却不仅是西方修辞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是包括王朔批评者在内的话语实践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王朔看似只有"骂"味的话语实践中其实蕴含了"以反权威之名行利用权威之实"这一修辞策略.王朔高调批判诸权威的同时,却通过投射适当的修辞人格消抹其自身同样具有的权威身份,并通过诉诸"事实"这一国人广泛认同的权威、主动承担"举证责任"、利用权威分裂又互相借重的状态而实际上利用了权威来使自己的话语获得"授权",最终实现"自我确立".     

王朔小说与当代通俗模式

王朔小说以他富有个性色彩的话语系统建构的艺术世界 ,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贡献了富有当代意味的文本 ,对通俗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当代话语转型视角中的"王朔现象"

对于众说纷纭的“王朔现象”,我们应以科学理性的严肃态度,将其置入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查。因为“王朔现象”将文学还原为生活,把人性复归于自然,用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来彰显个性,生动地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最终填补了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历史缺席,并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话语模式。     

“王朔现象”的文化内蕴浅探

“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其表现在：（１）通俗化与平面感；（２）媚俗、矫情等。从王朔的本文系列可看出，他所努力进行的是一种文化解构运动，其文化功能指向是对某种价值禁忌的反抗。这种反抗是以喜剧的方式进行的，其重要手段是调侃，它不仅成为叙述话语的方式，而且成为作品人物的一种人生态度。     

论王朔现象与平民意识

中国当代文坛上不能忽略王朔,他贡献给文学史的是顽主人物形象和独特的语言风格.顽主们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平民,他们自己鄙夷着老百姓,这类多余人不具备平民身份,甚至还有一种优越感.但王朔进行创作的时候有意识地采取平民视角,让广大读者接受,真切展开叙述.王朔的平民倾向还表现在小说的语言上,具有口语化的特点,易于普通受众接受.     

作者身份的穿越——以王朔及其《空中小姐》为例

1984年发表的《空中小姐》是王朔的成名作.作者身份由体制内的“干部”到面向市场写作的“个体户”的穿越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期刊寻求新变、大众文化氛围的熏陶和王朔商业意识的形成都促成了这种身份的穿越.身份穿越的意义在于突破思维的“牢笼”,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想象与可能性.     

大众文化与新时期小说的通俗化叙事

大众文化生长是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是新时期小说写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语境,它深刻影响着小说的叙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刘绍棠的乡土侠士传奇到中后期的王朔写作与市场化的结合,反映了新时期小说叙事背离政治启蒙和精英话语而走向大众的趋势。     

网友王朔

所谓名人,不过是名字响亮一些的普通人。我曾经是王朔小说的忠实读者。王朔对社会的洞察、批判的笔调,以及小说的张力,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酣畅。我对王朔顶礼膜拜。最近,我惊奇地发现,偶像王朔就在我身边,只是一个网友而已。     

浅谈王朔作品中的世俗性

王朔的小说总是以反理性的精神取向解构现实人生、摒弃幸福爱情,抹煞了英雄、爱情与信仰,充满了顽主、小人物与价值的迷失,呈现出浓厚的世俗性与后现代性特征,由之而迥异于经典的叙述话语,迥异于传统的主流文学。     

论编辑话语的基本特征

编辑话语是从编辑活动中产生，对编辑主体、编辑对象以及接受群体同时产生影响的一种语言形式。具体表现为编辑话语是蕴含在编辑活动中的一种话语实践，它不仅是构成思考、产生意义的方式，也是构成它们试图控制的那些主体的思想意识、心智活动及情感生活的要素。编辑话语的主要特征是：实践性、主体性、整合性、内隐性及稳定性。     

诗意与世俗的分离——《顽主》分析

王朔由小说《顽主》开始塑造了一批"顽主群像",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读,可以发现被认为是社会沉渣的顽主们,并非如大多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玩世不恭的痞子,他们的肉体在地面上生活,他们的精神却在半空中悬浮,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现实世界和形而上世界之间的痛苦徘徊。     

试论王朔小说的出新与俗性的“落套”

王朔小说之“新”,主要在于其反讽特征和后人道主义思想倾向。但从历史传承角度审视 ,王朔小说的生命力却在于对前人创造的“俗套”的继承     

试论王朔小说对中国传统叙述形式的否定

王朔用否定思维创作的小说,其否定精神不仅表现在小说的所指层面,而且表现在能指层面。体现在所指层面的否定精神,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叙述形式。而这主要是通过颠覆叙述的可靠性来实现的。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

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冲击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看法上。这一论断影响较大，受到的争议也较大，这既与王德威新的理论视角有关，也与其理论本身及论述的芜杂有关。王德威在晚清文学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论述策略之间游移不定，建构和解构的话语纠缠在一起，造成了话语本身的自我驳难、自我否定。这是其无法恰当处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关系所致，也是其获致非议的关键。     

读者的身份认同：小说模式的辩证法——论王蒙的读者理论

王蒙以一个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理论家的独有感受,对读者的阅读趣味、阅读行为、接受的能动性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和论述,构成了王蒙小说理论的重要维度,王蒙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着眼,注重探讨读者在大众生活中受到的影响和因此造成的读者面的变化,并将其置入文学活动论的整体关系中进行考察,使得读者的多层内涵得到充分揭示,从而表现出王蒙读者理论的独有韵味.王蒙对读者和作者关系的阐述、读者和文本"隔与不隔"关系的观点与读者和小说文本模式的看法,堪称王蒙读者理论的精要.     

后现代话语掩盖下的现实关怀——王蒙小说《青狐》寓意浅探

长篇小说《青狐》的深层寓意,主要是对80年代“极左政治思想回潮”与体制改革滞后的批判。王蒙把一个有关社会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的题材,巧妙地用“青狐”的恋爱与成名的故事作为包装,使之转换成以“边缘化叙事”的面目出现。这部小说,不仅是王蒙晚年小说艺术更臻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话语与后现代主义话语互相磨合而产生新变的一种迹象。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世俗生活中的卑微人生——“重返”汪曾祺“八十年代”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赢得了广泛的关注,"重返"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对"八十年代"小说革新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创作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在启蒙和革命文学话语中被批判、被改造、被拒斥的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成为汪曾祺小说中合理、合法、肯定甚至颂扬的对象。同时,汪曾祺小说对世俗生活和卑微人生的发现开启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略论王恩洋孟子学的佛理阐释

儒学史上,以佛摄儒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两宋开始兴盛。民国年间,王恩洋继承以佛摄儒传统,运用佛学原理解释孔孟等儒家经典。王氏对孟子的阐释,运用百姓化的佛教术语,重新解读了孟子一文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借用佛学种性说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释尤其令人瞩目。王氏解释成功的原因,缘于其于＂五四＂反传统的语境中成功使用了大众话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合乎百姓口味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