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中国电视的话语变迁与文化建构(1958-2019)

电视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表达系统,并且不断建构着文化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我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将电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勾勒出我国电视发展60年来的话语变迁脉络,并揭示特定话语类型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从"政治实践"主导的话语到体制内外交织渗透的"纪实"表达;从市场化初期"娱乐话语"的野蛮生长到专业化精耕细作"审美话语"的价值导向,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构成了媒介话语实践的主要方式。从"话语"与文化的角度切入电视历史的研究,理解电视媒介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后现代与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

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力与社会现代化的相互影响问题 ,是西方后现代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传统意义上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力 ,就是媒介权力本身的表达 ,这种权力是社会组织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后现代状况正使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力发生某种程度的转移 ,它削弱了大众媒介传统的话语权威 ,对人们形成一种新的控制。近年来 ,随着全球化因素的渗入 ,大众传媒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 ,中国正加紧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特定情境中 ,如何吸取西方后现代以及全球化理论的有益启示以抵制日益蔓延的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选美：后工业消费社会的男性话语

在后工业消费社会的“选美”、“造美”热潮中 ,美丽不过是男性话语借助大众媒介编制的一个精致谎言。在这个话语体系里 ,女性永远被置于被看的位置上 ,于是女性在朝着美丽狂奔的路上 ,走得越远 ,离自己也越远     

"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

"大众话语"的核心内涵是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一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而来,它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解放区文坛生成后,成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话语.     

认知修辞学在广告话语中的运用

广告作为大众交际形式,它是一种具有认知属性的修辞行为。从认知修辞学的角度解析广告话语的建构、理解以及影响这两个过程的各种因素,能指导广告话语的创作,帮助人正确认识广告话语。     

论文化话语的文学生成路径

文化话语的叙述能力和传播能力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的强弱。文化话语的生成母体是相应的文化资源,文化话语在文化产业或文艺作品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过程中生成。文化话语的最佳生成路径是借助文学媒介来实现。从文学内容到文化认同,是文化话语生成的母体性、再生性元路径。"文化话语场"是文化话语形成后的存在方式,一系列形态各异、内核趋同的"文化话语场"最终构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     

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     

论普通民众公共话语表达权的突破

人类交往的话语实践中,所有话语表达中都包含着权力。可以说,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渗透于话语,它于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言说方式,左右人们的价值判断。"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作者的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书写,更意味着一种话语权利的行使。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所有者手中,传者掌握着传播的主权,主导着传播的方向。但每一次最重要的媒介变革,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变革。数字化必将出现改变人类生活结构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以及赋予权力。新媒体语境下公共话语表达权的再分配,公共话语表达由政府话语霸权向公共话语分权转移,普通民众公共话语权获得空前的突破。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文本、受众、体验——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

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以媒介文本为载体,透过媒介受众和媒介体验,开创了质朴而审慎的研究进路,使媒介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从"精英话语"过渡到"大众话语",从臣民社会渐变为公民社会,从威权政治转化为平民政治的一个传媒镜像.他对媒介受众创造意义和体验快感的关注,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模式.通过这个改变,人们找到了研究媒介文化的另一条途径和方法,把理论的触角伸向对普通大众和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大众媒介时代文学话语的图像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对传统文学样态造成冲击,文学话语的图像转向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研究应该改变文学观念,采取新的策略,将媒介纳入到文学研究中来,注重媒介发展和变化对文学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更好地为文学发展服务。     

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语表达

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由社会联系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总合。话语由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指涉特定社会情境中人们交往沟通的语言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协调自身发展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兼容,表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共在、共享、共意。在现实性上,以"善"为根本的道德性意义、以关系范式为根本的群体性意义、以治理方式为根本的联合性意义,构成了包容性话语的共同体表达;"伙伴关系"对话协商、"安全格局"共建共享、"发展前景"合作共赢、"文明交流"互鉴并蓄、"生态发展"道法自然的话语表达,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价值意涵;由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范畴、理论选择体现再生产能力的话语构成,由媒介场景、文化情境体现话语阐释力的表达语境,由叙述性话语、表意性话语、调节性话语体现话语张力的言说形式,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表达结构。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贸易摩擦中的话语互动与话语策略——以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

贸易摩擦中话语的社会实践性、互动性和跨文化性等特征显著.以2009年4月至9月间发生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从话语主体、话语渠道、话语主题和文化差异与冲突四个方面对特保案中摩擦双方的话语互动和话语策略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在公告、听证会和大众媒体三类话语渠道的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在今后的国际贸易磨擦中中方应在话语主体的布局上增强力量,并根据公告、听证会及媒体等话语渠道的不同特点对其加以充分利用.此外,还应重视话语主体的设置和文化话语间的差异,并学会用受众的文化思维和文化话语表达、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使自己更具说服力.     

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换路径

全媒体时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需要教育者把握全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根据教育情景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受教育者的需要和习惯,调适和改变原有的话语方式,用受教育者更愿意和更乐于接受的话语来表达和传递教育内容。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换路径,一是要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队伍建设,增强话语主体的理论阐释水平、提升话语创新能力、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以此来应对全媒体时代去中心化带来的风险挑战;二是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质量、丰富话语创新形式,深入推进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融合、主流话语与网络话语的协同、叙事话语与情感话语的互补,积极探索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既有统一意志又能凸显个性的叙事风格;三是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环境建设,通过营造良好的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发挥全媒体“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优势,完善话语监管机制等方式,着力破解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处理好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化效果,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关于解放区文学大众话语形态的历史考察

大众话语是解放区文学的主流叙事方式,但解放区文学中大众话语的浮现并不代表着“大众”已经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笼罩下,解放区文学中的“大众”仍然只是被言说的对象,因此,解放区文学的大众话语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     

《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话语分析

《总目》采用的话语形式呈现出历史继承与现实应用共融的态势。它遵循的批评话语形式有三种:儒家传统批评话语形式;审美批评话语形式和学术批评话语形式。每一种批评话语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儒家传统批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审美批评话语具有文学审美本体价值;学术批评话语则显示出学术的力量和学者的勇气。三种话语形式共融于《总目》的批评活动中而成为话语组合。     

求"真"视角审视中日婉曲话语的婉曲化

在中日语言表达中,美化、粉饰、回避、暗示、文明等婉曲话语非常多见,是普遍的表达现象.婉曲话语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听话人的反感、不满和不快,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交际或实现交际的语言表达形式之一.婉曲话语不仅出现在语言表达中,有时也出现在借助体态表达的非语言手段中.但语言和非语言婉曲表达很多时候是为了追求它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说话人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话语对象、不同的话语内容而选择婉曲话语,这些婉曲话语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不完全真实的.同时,婉曲话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我们都可以从婉曲话语求"真"来探讨中日两国婉曲话语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