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偏见与新的回应——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制度分析

韦伯等西方学者都认定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中西方学者对于这一偏见不时地作出了批驳。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韦伯等西方学者的偏见作出了新的回应 ,给予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批判。本文认为制度是信任的基础 ,中西方社会信任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形式 ,即“内在制度型”信任与“外在制度型”信任 ,它们各自由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培育与塑造而成 ,且各有优长 ,相互补充。传统中国社会信任度不仅不低 ,反而是相当高的。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信任形式 ,如果加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必将成为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强大的内在推动力。     

嵌入性信任: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

以互联互通为技术要核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对社会信任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一种新型的信任关系结构,即嵌入性信任关系正在网络社会中孕育和发展。网络言论机制、网络志愿参与机制和电子商务信任评级机制是网络社会里嵌入性信任的三种重要的协调机制。嵌入性信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游离于现代性之外,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构造。嵌入性信任的发展亟须营造有利于社会系统运转的信任文化,搭建具有互惠性的信任网络。     

人际信任发生机制探索——相识关系的引入

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发生蜕变,然而人际纽带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本土信任发生基础.在高度分工与异质性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进行大量频繁的工具性交往,进而产生了相识而不相熟的人际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1647份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介于熟人与生人之间的相识关系正在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一种人际关系.而以情感和理性为中介变量,则可将相识关系与家人、熟人、生人三种传统的人际关系纳入人际信任发生机制的理论模型.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原因探析

信任是连接个人与社会、他人的一种基本纽带,信任缺失对人们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信任缺失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导致信任缺乏文化持续性;人的个体意识理性不足导致信任缺乏理性基础;中介系统不完善导致信任缺乏制度保障。     

组织中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及构建机制

员工和管理者间的信任关系既包含了理性交换的成分,也包括情感认同的成分,因而可以分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两种.论文通过对组织信任的认知和情感维度的对比分析,发现认知信任和合作绩效之间存在"∩"的曲线关系,而情感信任则一直对合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环境的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情感认同对于员工和组织间的关系将日益重要.人际网络对认知和情感信任具有重要的影响.陌生人网络更容易建立认知信任,而熟人网络更容易导致情感信任.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家长型、层级型向高参与型组织的变革建议.     

基于信息的信任——制度的生发机制探讨

本文用产业集群的声誉模型分析表明,信任建立的机制是信息的披露与传递。传统社会由于是熟人社会,人际信任靠长期稳定乡邻关系和乡间的"闲言碎语"(gossip)就可解决。因此,我们可以把乡间的"闲言碎语"(gossip)看作是传统社会的信息披露与传递方式。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社会,匿名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像乡间的"闲言碎语"(gossip)这样的人际约束不能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中继续保持原有的效力,原因在于它们的监督边界是有限的。新的约束机制必须尽量克服上述限制,在广泛、流动的市场中把他们安排在互相监督的位置上。作为匿名社会的现代社会,信任关系的构架更多程度上应该依赖于非人格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专家系统、正式制度和司法系统构成了匿名社会非人格化的信任保障机制。     

自反性、专家系统与信任——当代科学的公众信任危机探析

“风险”与“信任”是传统工业社会走向风险社会进程中的一对凸显问题。从“自反性”角度,研究现代性社会结构变迁与信任结构转变的关系,并从科学认知和政治制度维度分析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的形成和出路可以看出,自反性既是威胁科学认知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基础稳定性的力量,加剧了信任危机;又是科学扩张以及建构主动信任的重要能力。“正”与“反”的张力建构了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任关系,公众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理论原型 --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视角中的信任关系

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属于一种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在理论上可以从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两大理论传统上得到理解.怀疑主义哲学对陌生人社会普遍怀疑所作出的揭示,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思想前提;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传统在对契约社会的逻辑论证中指出了契约原则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两大理论传统,可以对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契约型信任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司法何以立信：信任的法哲学与衡平的法律史

远方的中央权力所构筑的成文法、生疏的公务机构所组成的职业化和冷峻的绩效主义所铺就的标准化,成为现代司法体系中的标配。与传统、本土的“父母官”式的熟人社会司法相比,“陌生”成为现代司法体系的另一面。此前对司法信任的分析,要么致力于司法权威的塑造,要么专注于公平正义的获取,这两者无疑都构筑于认知和理性之上,但却忽视了支撑人类结成社会的另一关键要素——情感。而“陌生”正是情感无以获取信任的重要前提。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和信息技术时代,“远方的哭声”和“附近的丧失”更是加剧了这种剥夺信任的陌生感。司法何以在陌生中立信?本文尝试以法律史中的一场“本土和外来”,亦即“熟悉和陌生”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之争,辅以对信任的法哲学分析,来解读现代司法中的信任危机,展示那一代法律人是如何运用手上的智识武器化解这场危机的。由此揭示,作为“陌生”对立面的“本土”,其真正的价值并非被虚构出来的“资源”,而是真实被感知的“信任”。在此基础上,由理性和感性共同塑造的信任才能真正让司法立信。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尤其是基层政府信任,历来是直接关乎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砝码。本文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和复旦大学“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合作调查数据,运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从信任观、威权观和法治意识三个方面考察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这三种观念对农民的政府信任都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的研究结论为：持有“家本位-特殊信任”取向而较少一般信任观的人具有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作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威权依附文化,对维持和提升基层政府信任起着强力增进作用;随市场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农民法治意识已经实际影响着基层政府信任,它将成为国家建设、重塑政府信任必须认真考虑的文化因素。     

信任与不信任的频谱

信任和不信任都是一种多样化和连续性的存在,这种本性与自然界的频谱现象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假定它们都是社会意义上的一种频谱。与信任同质和异质的不信任分别构成信任的对立面和等价物。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相互对立、各自独立又纠缠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在信任—不信任的一维、二维频谱中得到描述和澄清。它们的运行不但不能独立进行,还需要相关社会机制的配合乃至社会背景的支撑。信任的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要有长远规划。     

论中美关系中的"不信任"问题

中美互不信任是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美之间信任的提升有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本文认为造成中美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不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解决中美互不信任问题的对策则是进行长期战略对话和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进行有效的合作。     

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求解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社会危机事件高发阶段,一些社会危机事件甚至成为威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社会危机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不在于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而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信任关系、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为此,要推进社会信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须切实加强政府、市场以及个人等各个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任制度及其实施与监督机制,让作为一种美德的信任内化为人们的行动准则,进而成为规制社会行动的准则,消除社会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     

论系统信任:关于中国信任问题的思考

随着以时空分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到来,系统信任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在不同的系统中,系统信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帕森斯关于社会系统的划分以及不同学者关于系统信任的媒介的分类,本文认为经济系统的信任媒介是货币,政治系统的信任媒介是权力,信托系统的信任媒介是专家,公民社会的信任媒介是信任记录.以信任记录为媒介的公民社会的系统信任的建立无疑是由传统社会以特殊主义为原则的特殊(人际或人格)信任过度到现代社会以普遍主义为原则的普遍(人际或人格)信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