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

《文选》注释经历了一个由一到多、又由多到一的过程。从最初李善注显庆三年(658)的上表之本伊始,就产生了不尽一致的传抄本。李善在讲学过程中的不断修订之本,表现出多样的形态,其最终的所谓绝笔之本,则又是对其不断修订之本的统一。监本《文选》的统一整理、刊刻使抄本时代的众多本子加快消失。监本《文选》与平昌孟氏本合并的秀州本,成为第一个合并的本子,其后的广都本、明州本、赣州本,甚至奎章阁本,均是以合并本的面貌出现,合并的传承过程中,二家之注界限的"渐行渐近渐不分",又开始催生出单注本的出现,尤袤刊刻的李善单注本,又从赣州本中脱离出来而独立。总之,《文选》李善注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本子。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文选》李善注引用《通俗文》评述

以征引旧籍来注解《文选》是李善注的显著特征，也是李善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原因。作为我国第一部解释俗言俚语的训诂专著《通俗文》，在李善注《文选》时曾被多次引用，以解决《文选》俗语词的训释。李善征引《通俗文》基本达到了其训诂目的，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如应当征引却未征引，以及个别地方征引失误。考察李善注征引《通俗文》的情况，是完成《文选》训诂问题的课题之一     

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包括赋作解题、赋家小传、文字校勘、辨识通假字与异体字、标注音读、训释语词、串讲句意、揭示主旨与写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观点稳妥。注释中大量征引先唐时期的汉赋注释以及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详释语典与事典,资料富赡,识见卓绝。李善《文选注》堪称是汉赋注释史上的高峰与典范,对有唐以来的汉赋注释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王念孙《广雅疏证》关于《文选》李善注的质疑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李善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的方法训释《选》文,成为《文选》的不朽功臣,然而,其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对此,王念孙不仅在《读书杂志》中有集中全面的论述,而且在《广雅疏证》中亦颇多探讨。本文即立足于此,对《广雅疏证》中王氏有关《文选》李善注的质疑与指正予以爬梳整理并试加分析评述。     

文学训诂与自由释义——以李善注《文选》作为考察对象

李善注《文选》以训诂实证的卓异成就在学术史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于是人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它代表了注释学和文学释义中客观性解释的路数,不染任何自由理解色彩,与随意性解释完全背道而驰.然而若联系李善注全部的丰富内容,以及他灵活运用多种注释手段来看这个问题,则会得出一些重要的不同结论.通过对李善注《文选》在客观注释与自由理解之间的关系作重新思考,从其训诂涉及作品的多义性问题、在训释词语典实和解释作品旨趣两方面都存在个人主观偏重等,可证李善在注重客观注释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由释义倾向,而且这种自由释义具有他的一部分自觉意识.即使他是作单纯的词义训诂,也只表示为理解划出底线,而将进一步理解、鉴赏作品或更多的释义权利留给读者,并非阻止对作品作进一步释义的可能.训诂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释义方法,对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深刻地左右着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通过分析李善注《文选》的例子,明了以训诂求释义其实也是能够接纳自由理解的,二者可以相容,这无疑可以加深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由释义传统的认识.     

《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     

《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     

几本古书中有关东晋经师李轨音注的校勘

准确而详实的材料是进行研究的根本保障。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资料，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校勘。在研究东晋经师李轨的音注时，我们对存于《经典释文》及其他书中的材料进行了一番校勘，共校出二十处，多是形近而误。     

古汉语注音方法及古韵书

汉字语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古人使用过许多注音方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反切注音法.韵书是在注音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根据一定的社会需求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辨章“反切”

＂反＂最早使用于音学领域是佛教译经中用汉语音二合对译梵文音,进而作为专门的二合注音术语;＂切＂最早用于论说语音时是＂精确、确切＂的意思,中唐以后其使用义变化相当于＂反＂;此后,＂反＂＂切＂皆是＂二合＂注音术语,不再有分别。     

反切今读音变规律及拼读方法

反切是我国古代韵书中一种重要的注音方法。随着语音的发展变化,中古时期所制定的反切已经不能准确地切拼出所切字的普通话读音了。普通话语音可分为声韵调三个系统,在每一个系统中,反切与其有着清晰的对应规律。只有全面总结反切今读的音变规律,综合运用相关成果,才能准确掌握反切的拼读方法。     

从“蹶然”小窥各大辞书的注音与释义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音义关系的结合应该是固定的。字典的规模、性质不同,其注音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表现为音项、义项的多少,而不应是音义配合产生的差异。但是,"蹶然"的"蹶"在注音和释义等方面,几家大型语文辞书的处理却颇有差异,为此,我们进行了分析论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小学语文实验教材词语注音的规范性问题

通过调查三套小学语文实验教材(人教版、北师版、江苏版)共10册课本的注音情况,发现三套教材版际、版内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静态和动态注音不一致性、不规范方面的问题,以及与语文教学有关的语言规范性问题.认为不同版本或同一版本教材注音保持版际或版内的一致性和规范性,是教材尤其对学生进行规范性教育的小学教材要高度重视和尽快解决的问题.     

《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音注校议

杨上善为《黄帝内太素》所作音注有一特殊情况 ,有的是俗体字所为 ,有的是传写所讹 ,有的系形近而误 ,有的由音理乖逆 ,有的是破读、训读等原因所致。辨识之 ,便于看清杨上善音注的特点 ,也有益于研究俗体字、校勘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所录方言词语之注音及相关问题思考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数千条方言词语,其中不少词语是按照方音直接标注读音,这就将有些本可以统读的词人为地分化出异读音来;方言异读词的存在增加了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难度,成为人们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绊脚石;中国语文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做到不仅要“书同文”,而且要“语同音”。《现代汉语词典》对方言词语的收录和注音要遵循广泛性、高频率和可补充的三原则,尽量发挥规范型词典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