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与司法公开、司法公信

通过实行司法公开,产生一种"倒逼机制",即倒逼司法公正、倒逼办案质量和效率、倒逼权责统一、倒逼改进司法作风和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其核心是司法机关对社会公众的信用与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其前提是司法的公正与公平。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有关司法改革的内容来看,旨在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加强司法民主、司法监督及保障人权,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可辨,其目标是提升司法公信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实现司法正义,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司法公开,司法公开可倒逼司法正义,司法公开是目前司法改革的突破点。     

我国司法改革目标述论

学界对于司法改革的动因以及司法改革终极目标的研究,都还停留在制度层面。笔者提出,最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改革的直接目标;根本目标包含直接目标,而直接目标是根本目标的一部分,两者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在司法改革的不同阶段中,直接目标的确立取决于实现根本目标的需要,根本目标的实现又有赖于直接目标的实现。     

我国司法改革的哲学透视

目前我国司法改革势在必行 ,而改革的方向首先决定于改革设计者的哲学观 ,西方历史上的两种哲学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司法体系 ;其次是受现有制度的影响并在各种利益的冲突碰撞之中演进发展。因此在我国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应当考虑上述因素     

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司法公正

伴随经济发展,我国利益分化较为明显并随之产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变化既加剧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也凸现出法院自身利益与其职责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势必影响法院的司法工作,从而不利于司法公正。在努力理顺法院与党、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并且完善经费保障的同时,我们更要通过司法公开加强法院审判制度建设。利益分化属于多元社会的常态。通过全面的改革举措,我国人民法院体制必将妥善应对利益分化,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论司法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其他各项司法改革均具有牵引和统领作用。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与司法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专业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关于司法和司法权、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司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试论WTO与我国的司法改革

加入WTO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司法改革是我国加入WTO,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本文认为当前的司法改革应该着重从增强司法独立、加强司法权威、强化司法统一、改革审判方式和程序及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入手。     

中西司法与民主关系之比较

中西方国体与政体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西方国家,司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专断,且被视为民主的对立物而存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我国的司法与民主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民主是司法的本质属性和固有特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的。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使司法能够体现和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司法权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及起点

司法权威具有状态、结构和要素三个层面的含义,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起点三个关节点正好相互对应。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以确立法官独立、造就具有魅力型权威要素的法官为起点,以赋予法院完整的司法审查权、构建权威型司法结构为重点,才能达到高效而理想的司法权威状态这一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关于法治与司法改革的思考

司法改革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与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法院审理案件效率低下,甚至有些已经到了使案件当事人无法容忍的地步;简单裁判的现象严重,案结而事不了,申诉案件激增,人民群众对法院的不信任日渐加深。适应中国实情的司法改革应注意要正确认识司法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慎重运用司法裁判权;推行＂阳光司法＂。     

中国司法的“翻译”式增长

在传统政治话语范式由于多元利益的分化而渐趋失范时,司法话语成为一种替代安排.这意味着中国的司法改革更接近于一种在既有权力结构之下制度话语的转换.司法必须以其符号体系完成对于政治话语的翻译与重述,并将政治权力通过政治-司法的向度转化为司法权能的增长.在实际治理中,抽象的司法语言为获得进入具体情境的便利,构筑与司法所指事件的同质语境,也常常采取反向度翻译的方式.在双向度的互译中.司法运作机制的渐变反作用于政治权能之源,并促动政治权力结构在司法话语之下进行重构,而作为这种调整的结果,则是国家治理术的转型与司法话语权的转向.     

司法政策影响之评价指标分析

司法政策是司法体制的重要内容,评价司法政策涉及到司法政策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以及司法政策制定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司法政策的稳定性、司法政策的规范性等六个指标。作为化解社会矛盾、协调人民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司法政策,应是一种规则之治。     

论司法的利益平衡功能

我国长期忽视司法的利益平衡功能,但司法对利益关系的平衡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法律困境存在的条件下,司法平衡利益关系必须遵循司法克制原则、说理公开与统一原则、符合正义原则。司法应该考虑“民间法”、社会效果、政治等因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 ,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对中国司法改革理论的反思

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设计各种各样 ,但有些思维倾向值得反思 ,其中最集中地反映在司法改革的观念问题上。我们的司法改革理念应该说并没有问题 ,这就是反对腐败、公正司法、提高效率 ,但问题可能在于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具体方案。我们认为 ,试图通过形成司法改革的一致意见 ,并把其作为改革的条件的想法也许是幼稚的 ;把革命思维运用到司法改革的设计中也是有问题的。在司法改革的问题上 ,从点滴作起的改良思维是目前形势下的最佳方案 ,从小处着眼 ,长期坚持可能是达到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的最为经济的途径     

司法改革:司法本性的沦丧与重塑

司法的本质特性有 :中立性 ,独立性、专业性、民主性、权威性、被动性。我国的司法制度和近年推出的部分司法改革措施有许多方面违反了司法的这些本质特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司法制度的缺陷和司法改革措施进行分析 ,以期探索我国司法改革的正确途径     

作为科学形态的司法社会学

司法社会学是司法学的分支学科,它起步较晚,也不成熟,但随着司法社会化和司法民主的普及、司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渗透以及司法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流派和和内容框架的逐渐清晰化,已属现实的可能。司法社会学包括纠纷、法规范、司法和社会等基本范畴,内容涉及方法论、理论流派、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理论、司法要素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等。司法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对我国的教学研究和司法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论我国司法运行特色及其改革进路

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走出三权分立理论的司法即审判、审判即诉讼的认识误区,厘清我国审检并列司法架构与西方国家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格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探求我国司法以程序正义为基础,以实体公正为主导,以化解矛盾为根本,以强化监督为保障的运行特色,在宪政框架内把握司法改革的进路和重点,推进检察权、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论司法责任制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本轮司法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还权于审理者,根据权责统一理论,同时须通过相应的责任设定和追究,将司法权纳入到适当的范围之内.通过落实司法责任制,让法官生产高质量的司法产品,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法官须享有与其责任相当的职业保障;二是对司法权行使须进行必要的制约.而我国目前法官职业保障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制约司法权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鉴于此,要建立一个闭合的、关联的、科学的配套机制,使得司法责任制这一制度系统最有效地发挥保障司法公正高效的制度功能.     

初论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

刑事司法体制改革是现阶段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也是落实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战略方针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司法领导体制的改革 ;(2 )刑事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改革 ;(3)司法监督体制的改革 ;(4)刑事司法程序的改革。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