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照料会改善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吗? ——基于CHARLS 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HARLS 2013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非正式照料对失能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非正式照料能够显著改善失能老人的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进一步对非正式照料的来源进行分类,发现配偶和子女(及子女的配偶)提供的非正式照料都可以改善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但是其他亲属提供的非正式照料对于失能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对于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式照料能够显著改善女性的心理健康,但是对于男性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影响;非正式照料能够缓解轻微失能老人的抑郁程度,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于严重失能的老人的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婚姻状况差异的多状态分析

基于2008～2018年4期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以“有配偶”和“无配偶”作为两种基本婚姻状况,利用插值马尔科夫链方法,测算65～99岁老年人口不同健康状态间的转移概率、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比重,并预测其2016～2030年的失能率。结果显示,无配偶老年人口失能-健康转移概率、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均低于有配偶者,但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较高;女性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较长,但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较低,队列失能率较高;2016～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率呈上升态势,在2026年前后将达到稳定状态;无配偶、高龄和女性老年人口是未来失能的高危人群。可见,婚姻状况会对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产生重要影响,有配偶对老年人口健康维持具有保护作用。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家庭照料的影响

如何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弥补老年照护人力资源短缺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3、2015、2018年数据，并与相应年份地区统计年鉴数据匹配形成四期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照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护理保险显著挤出了家庭提供的老年照料时间，使试点地区失能老人家庭提供的日均照料时间下降44.8%，显著缓解了家庭照料服务的压力。（2）从动态效应看，长护险的政策效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且随时间变化呈增强趋势。（3）长护险对缓解重度失能老人的家庭照料压力更为显著，城镇地区的政策效应强于农村地区。（4）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伴随着家庭转移支付的显著下降，但减少了子女提供的陪伴和情感联络。（5）长护险对家庭照料时间的挤出并没有以损害中老年人的健康为代价，且降低了其医疗服务的利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老年人的健康。文章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缓解家庭照料压力的基础上，应重视对家庭照料功能的支持，促进子女对老年父母的陪伴和情感联络。随着长护险制度不断扩面，着重推动农村地区...     

中国老年人临终前 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

本文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基本生活自理能力(ADL)为测量指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分析在1998-2014年期间去世的老年人群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化轨迹。作者利用组基轨迹模型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分别进行拟合,发现老年人在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并归纳出三种变化轨迹:生活自理能力完好型、快速发展型和缓慢下降型。研究发现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经历、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都会对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产生显著影响。增龄带来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使老年人临终前的失能风险及其持续时间增加,而较晚的出生队列在临终前出现长时间失能的可能性较低。在三类轨迹中,自理能力缓慢下降型轨迹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该类型的出现概率是影响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的主要因素,由此也证明了除去年龄效应与性别差异之外,由社会经济状况、健康行为习惯、生活环境等因素合力产生的健康保护作用将会在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增长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老年女性在临终前会面临更高的失能风险和更长时间的失能存活期,其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广东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变化特征与生活能力分析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广东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大幅度上升,丧偶比例大幅度下降,婚姻结构与全国趋同。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城乡间差异显著但趋于缩小。流动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更高、丧偶比例更低,对总体老年人口婚姻结构产生影响。有配偶老人生活能力最强,丧偶和未婚老人生活能力最弱,有配偶、离婚的流动老人生活能力更强一些。社会养老服务和保障应关注不同婚姻状况老人的差异性需求。     

我国老年人口失能判别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影响分析

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对健康预期寿命的测算具有重要影响,而不同数据来源的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以经过模型生命表调整的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所计算的生命表为基础,以2010年人口普查、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CHARLS数据和2014年CLHLS数据为资料来源,探讨老年人口分年龄失能状况及其对健康预期寿命测算结果的影响。老年人失能率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健康预期寿命及其性别年龄模式。无论是失能的主观评价指标还是客观评价指标,不同数据来源的高龄老人失能率差别较大;CHARLS数据中高龄老人失能率偏倚原因可能产生于调查过程中的系统误差,而非样本规模较小;CLHLS和CHARLS中的问卷访题设计也是影响失能程度判别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理论和应用层面上探讨我国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人失能水平的差异及其原因,逐步形成共识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老年人口的自理预期寿命变动——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差异分析

基于2005年"小普查"及2010年"六普"汇总数据,本文利用生命表技术及Sullivan法,分析了男性与女性老年人口预期寿命、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差异的变化。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提高,预期寿命与自理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均呈缩减趋势;5年间,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在低龄阶段有略微的扩张趋势,而自理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则在各年龄均呈扩张趋势;男性老年人口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始终高于女性,而且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5年间老年人口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且女性该比重的上升幅度高于男性。     

中国老人丧偶与其死亡风险的关系分析——配偶照顾的作用

文章基于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数据(1998~2005),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了中国老人丧偶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并深入分析了配偶照顾因素在降低老人死亡风险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丧偶与死亡风险具有显著的关系,一般而言,长期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显著地高于长期有偶的老人。而且,除了高龄女性老人之外,老人在丧偶初期,其死亡风险会大大增加。在解释丧偶是如何影响老人的死亡风险时,配偶的照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控制配偶照顾的条件下,丧偶者与有偶者的死亡风险差异会大幅下降,这说明来自配偶的生活照顾对于老人的寿命发挥着重要影响。此外,本研究也发现配偶照顾的作用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和年龄组差异。     

婚姻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婚姻状态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显示: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要长,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比重也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细分老年人的婚姻状态、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及婚姻状态后,丧偶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最短;与家人一同居住、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高收入、没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病、患重病的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劣势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对女性、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农村女性老年人以及城镇男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最短。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老年人个体的健康行为(吸烟、饮酒)、社会参与和及时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婚姻影响其健康预期寿命的渠道变量。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婚姻对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占比的影响受其乐观态度的正向调节,受其孤独、焦虑以及自主性的负向调节。     

中国老年家庭空巢化态势与空巢老年群体基本特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首次增加了老年人居住状况项目，有助于直接精准地识别空巢老人。根据2000、2010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中国老年家庭空巢化态势和空巢老人基本特征，结果发现，近20年城乡老年家庭空巢化水平不断提高；近10年各省老年家庭空巢化水平均有所提升；2020年空巢老人规模近1.5亿，高龄独居空巢老人达772万人；高龄、女性老年人面临更加严峻的独居空巢形势；独居空巢老人近七成处于丧偶状态，近一成仍未婚；空巢老人生活来源主要为家庭赡养、社会保障和劳动收入；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整体良好，但仍有小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独居空巢老人中接受保姆照料的比例较低，即使失能也仅不到两成接受保姆照料。应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老年空巢尤其是高龄空巢问题应对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异质性、家庭支持与中国高龄老人的死亡率:虚弱度模型的应用

本文通过虚弱度模型展示了中国高龄老人死亡率模式中的个体异质性,女性内部异质性远大于男性。在控制未观测异质性后,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高龄老人的基准死亡率呈现交叉效应;配偶对男性高龄老人的存活存在显著的保护作用,已婚有偶的男性高龄老人死亡风险较之无偶的低22%(=1-e-0.253);除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外,子女对烟酒嗜好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监督,对男性高龄老人的存活也可能存在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女性高龄老人在社会支持网络依赖、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生活方式上迥异于男性,使得配偶和子女以上支持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人口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研究

对中国“四普”分性别死亡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及其各地区女性死亡水平普遍低于男性，总的趋势是女性预期寿命提高速度快于男性，地区死亡水平越低性别差异越大。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死亡率性别差异较小。死亡水平标准化后，地区间两性预期寿命差距幅度仍有较明显差别，且存在地理分布上的同质性。两性预期寿命差距主要由老龄段死亡率差异决定，女性婴幼儿死亡率高于男性则使两性预期寿命差距缩小。从“三普”到“四普”，死亡率性别模式的最大变化发生在育龄段，而在婴幼儿年龄段没有改善。     

失能老人养老状况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数据,对失能老人的养老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93%的失能老人都属于80岁及以上年龄组,女性失能老人的数量是男性失能老人的2倍,城镇失能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农村地区。失能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来自子女供给的占66%,来自政府和社团支持的仅占6%,77%的失能老人表示能满足生活需求。失能老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为79%,但养老保险仅占18%。在照顾主体方面,88%的照顾来自家庭内部,54%的失能老人表示现有的照顾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在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方面,87%的失能老人选择与家人同住,近60%的失能老人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其居住意愿受失能老人的年龄、失能程度和婚姻状况的影响显著。     

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

本文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05年的数据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雇佣决定机制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自我雇佣部门的收入要显著高于工资性部门,男性、女性从事自我雇佣比工资部门月收入水平分别高出795、890元;自我雇佣与工资部门的收入差距(拉力)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重要因素,并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在其他部门找不到工作(推力)也是推动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自我雇佣的因素,但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家庭责任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但影响机理不同,女性是因为家庭尤其是儿童照料的责任选择自我雇佣,男性则是因为生活压力而选择自我雇佣。这些结论呼吁政府制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     

失能老人的照护特征与照护效果研究

文章基于2005-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数据,考察失能老人的照护特征、照护效果及其变化趋势,并实证分析照护特征对失能老人照护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18年间,老年人的失能率介于22%-27%,平均失能率为24.73%,失能率水平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女性、高龄、城镇、丧偶、东部老年人的失能率相对更高。（2）子女及其配偶是失能老人照护的主要供给者和支付者,但社会化服务和老年福利制度的作用不断增强,失能老人每周平均照护支出和照护时长分别为491.26元和52.77个小时,照护支出增长迅速。（3）失能老人的照护效果总体较好,平均得分为81.66分（分值范围：60-100分）,大致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失能老年人群的照护效果存在较大差异。（4）照护人员、照护费用来源、照护支出、照护时长等照护特征是影响失能老人照护效果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大力发展社会化照护服务和老年福利制度、建立照护成本分摊机制、实施差别化的照护政策是未来构建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体系的关键。     

未来400O万孤寡老年妇女的养老问题怎么办?

[背景] 有学者认为,老龄问题的关键是老年妇女的养老问题.这个认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国际老年人年开年仪式上的讲话印证了这个结论.他说:"在老龄化过程中,我们还应特别注意性别差异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地方,女性的寿命更长于男性.但是,女性老人一般比男性老人更贫穷,患慢性病及因病致残的比例更高,也更易受到歧视和忽视."     

同胞数量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女性影响较大，对男性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在国家强调教育公平的时期，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较小；在强调效率的时期，性别差异较大。在农村，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要高于城镇。从同胞构成来看，对女性教育获得影响最大的是弟的数量。研究表明，同胞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家庭预算约束和性别偏好。     

配偶退休如何影响健康——基于认知能力的实证研究

健康的认知能力是延迟退休的重要前提,明确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有助于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以往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个人退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忽略了夫妻间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溢出效应。基于拓展的健康需求模型与社会互动理论,首次构建了双职工夫妻家庭中配偶退休如何对认知能力产生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将总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溢出效应与间接溢出效应。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轮数据,结合联立方程组和模糊断点回归法,展开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退休不仅使个人认知能力发生衰退,也对配偶认知能力产生负向直接溢出效应,还会通过夫妻社会互动产生负向间接溢出效应。相较于丈夫,妻子认知能力更易受配偶退休的不利影响。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其结果表明,除了夫妻社会互动,配偶退休后家庭经济下滑也是重要影响渠道;频繁喝酒是妻子退休后丈夫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锻炼频率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配偶退休对认知能力的负向溢出效应;配偶退休后增加了家务劳动贡献度,有利于丈夫认知能力的改善,但对妻子认知能力无显著影响。鉴于研究结论,建议政府应着眼于家庭,合理利用夫妻间的社会互动,采取兼顾延迟退休政策推广与国民认知...     

关于失能老人状况与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研究综述

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国际上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需求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老年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文章梳理国内外关于我国失能老人的状况和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文献,研究目前相关研究的主流观点,包括失能老人基本状况、失能老人照料需求和服务供给、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实现模式选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定、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国际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失能老人增多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存在失能老人照料供需失衡的状态,社会护理保险是解决老年护理问题的主要途径。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分解研究

健康预期寿命是反映人群健康长寿的重要指标,健康预期寿命差异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利用多状态生命表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在过去十余年间的趋势与变动,并通过夏普利值分解法测算了人口社会学等11类因素对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具体贡献值。得到以下四项重要研究结论:第一,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差异的程度略有增加,女性、农村群体相比对应群体差距始终较高;泰尔指数分解发现,组内不平等(而非组间不平等)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呈现出高龄老人缩小而低龄老人扩大的趋势。第二,婚姻状况是健康预期寿命变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反之,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逐年上升;进一步将11类影响因素归类后发现:"个体特征"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素"和"行为因素"的重要性次之,"环境因素"的影响最小。第三,上述影响因素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的影响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城乡、分性别后依然呈现出相同的特征。最后,各因素在不同城乡、性别、婚姻状态的群体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