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桐城派

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他通过研读桐城诸家之作和具有桐城派气息的严复译著，接受了儒家思想和进化论，重视文以载道和艺术技巧，在欣赏和创作中推崇阳刚之美等。1949年之后，桐城派结束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文采风流而走进无数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曲折地得以存续。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可变与可法:"钱基博、李详之争"与桐城派批判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持反桐城派立场,钱基博主张拓宽桐城义法,他们代表着从晚清到民初为"文白之争"所掩盖的古文内部分歧.不过,这场论争也达成了关键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林纾之文不属于"桐城嗣法".这为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李详之文的材...     

桐城派研究

正[主持人语]过去一年有半,桐城派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研究论著方面,初步统计,有六部专书出版,百余篇论文面世,一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曾光光撰《桐城派与晚清文化》、张俊才和王勇撰《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吴微撰《桐城文章与教育》、武道房撰《曾国藩学术传论》、宋豪飞撰《明清桐城桂林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述论

《文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末期主要作家之一姚永朴的力作,是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唯一专著。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作者试图努力证明“义法”适应时代要求的可行性,对桐城派文论作了新的整理和阐述。他始终强调文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上轨。《文学研究法》资料宏赡,文字雅洁,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     

桐城派新城作家群生平及著述考略

新城作家群是赣籍桐城派的主力军,然尚无相关研究.以师承、私淑关系为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方志、史书、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赣籍桐城派作家的诗文集等相关文献,确定桐城派新城作家群共有35位成员,并试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较为详细的考述,以期推动桐城派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国朝文录》看姚椿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想

在桐城派研究中,有关姚椿的研究始终较为沉寂。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以文体为次,承祧整合《湖海文传》与《古文辞类篹》之体例。选文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求"辞章之美"。此选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义法具有重要价值。     

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容否定——评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讳》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进程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指引着社会主义文艺前进。但是,近年来文艺领域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越演越烈,其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全面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夏中义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见《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以下简称《避讳》一文),就是一篇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而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文     

桐城派人物传记与《史记》之比较

本文试图从记述对象身份、事件选取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将桐城派文章与《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进行比较,揭示了桐城文章虽对《史记》有所继承,但却体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阐明桐城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有清一代成为文坛盟主的原因。     

梁启超桐城学派的提出及其意义

梁启超夙不喜欢桐城派,而提出桐城学派的恰恰是他.在《儒家哲学》一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桐城学派”的概念,并以方东树为代表,以曾国藩为承续.从不喜欢到适度认可,再到正式承认,梁启超对桐城学派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微妙变化.这背后原因,既有梁启超对方东树认识的深化,有汉宋交替的时代影响,同时表现他以学派研究学术史的特点.     

吴闿生《左传微》与桐城“义法”的延展

吴闿生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人物,所著《左传微》继承了桐城派从《左传》中阐释义理和文法的传统。其借用纪事本末体例,改变以往分年割裂的做法,加重了文法分析,提供了新的义理解读可能。其提出的文法"四端"与"正言若反""诡词"等,从章句层面具体而微地评点《左传》,证明文法在阐释义理之外还具有自身的文学独立性。这些与吴闿生关注社会、政治和学术的新变有着密切的关联。《左传微》赋予了桐城义法新的内涵,也表现出对改变"世衰文敝"和"自造于高明之境"的殷切期望。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近十年来近代桐城派研究综述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近代桐城派是它的终端,在对前期桐城派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桐城派在近代以来备受争议,对它作片面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应该的.文章从近代桐城派作家、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近代桐城古文理论与地位等方面对1990年以来学界对近代桐城派的研究作一梳理.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第十七个白琴键》出版前后——记作家胡兆铮及其作品

正1978年,胡兆铮在第9期《浙江文艺》发表小说《心脏位置不正的人》、在第10期《西湖》发表诗歌《新牛郎织女图》、在第12期《东海》发表小说《会诊》。据市文联原主席刘文起说,这是"文革"后温州市最早发表在省级刊物的小说和诗歌。而这,距离胡兆铮以"先春"为笔名,发表在1957年3月27日《温州日报》上的通讯《温州图章盒畅各省》已整整21年了。     

试论曾国藩对桐城派之传承与对接

曾国藩推崇桐城诸老,文学理论师法桐城传统。他继承戴名世“率其自然”的主张,崇尚自然之文。韩愈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其雄奇文风被曾氏所张扬。曾国藩作品洋溢豪迈刚健之气,气吞山河之势。他沿袭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规则,添加文学经世主张,创建了桐城派一个变种湘乡文派,使桐城古文再度延伸达半个世纪之久。     

姚文元疯狂反对六条政治标准的铁证——評《杂談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

恬不知耻地自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姚文元,经常虚伪地叫喊要“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实际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却极尽恶毒攻击和诋毁之能事。他发表在《文艺月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期的《杂谈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就是一个不容置辩的铁证。     

文艺学大纲

本文作者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有《浪漫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文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关于艺术的根本特征》(载《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试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载《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新华文摘》1894年第10期),《意象与艺术细胞》(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关于艺术系统的分析和思考》(载《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论典型与意境的异同》(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基石》(《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五卷,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等。以上论文反映了作者构思《文艺学大纲》的部分主要观点,读者在阅读此大纲时,可参阅上述论文。     

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