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消解与技术建构

数字媒介带来的中国文学转型需要有文学性的价值确证。电子数码技术对文学诗性的技术"祛魅"(disenchantment)和对艺术经典观念的消解,使传统的文学性理念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信息科技本身蕴含的科学诗意化境界、数码叙事对文学性的形态置换等,成就了文学性的建构方式。因而数字媒介下的文学性异变是一个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辩证过程。     

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论《世说新语》叙事的新变与传承

魏晋时期 ,中国古典叙事在子史文体中发生了从“纯粹”到“模糊”的转变 :子书中充斥“谰言”“琐语” ,史部大量出现“杂史杂传” ,由此为叙事突破子史走向文学提供了契机 ,有一部分叙事渐渐脱离了实用———纪传褒贬 (历史 )、说理工具 (子书 )———而走向审美娱乐 ,文学性叙事作品由此产生 ;而《世说新语》在对以往叙事作品的分辨中认同了文学性叙事 ,因此决定了其基本叙事特征 :超越功利目的、以审美态度进行、以意象塑造为主体 ;但由于其材料来源和体制均脱胎于子史 ,因而又和它们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如“实录”精神、“全景”意识、“写意化”叙述等。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经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作为隐形之手使社会生活无一例外地遭遇＂经济殖民＂,由此文学的经济性必将成为无法回避的文化事实。文学的经济性不仅促动文学由一元巨型叙事走向多元共生的微观叙事,而且还使体制外写作成为可能。毋庸讳言,文学的经济性所导致的文学叙事对新兴中产阶级生活趣味的归附与展示以及过分对市场的精神沉溺,的确损害了文学＂精神性＂与＂超越性＂的审美诉求。不过,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叙事策略或是意识形态长期压抑后的叙事狂欢,又不能不是文学反拨传统的正常文化反应。文学的＂经济附庸性＂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存在,就像文学的＂政治附庸性＂依然不会完全消失并将继续存在一样,灵性的文学也将不会消亡,并将永远存在。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学性”

文学与伦理(哲)学的关系是文学与伦理哲学本身以及文学(批评)家和伦理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古希腊文学批评家兼(伦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体现了文学对伦理思想的关注,美国伦理哲学家纳斯邦认为伦理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小说"情节"的阐述以及美国批评家释诺尔对小说"叙事技术"的分析为我们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在区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伦理学时提出前者的本质特征是"虚拟化"——引发我们思考文学形式(文学性/美学特征)之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文学作品的伦理内涵的同时,要重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情节安排、结构设计、人物刻画、叙述视角和方式、意象与象征、张力、语言特色等,因为它们对表达伦理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反映伦理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往往既是伦理主题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主题的组成部分。反之,只强调内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会陷入将文学沦为伦理哲学的"仆人"的境地。     

哲理与文学——论卢梭《爱弥儿》中的小说书写策略

《爱弥儿》是法国启蒙哲人卢梭的代表性哲理作品,被誉为一部“教育小说”,它融合了理论论述与小说叙事两种书写策略,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论述拖出叙事,叙事承载论述的动态互动模式。在此模式中,小说叙事始终服务于哲理的阐发与接受,实现了修辞意义上“劝说”的功能性运用。一方面,小说叙事通过演绎抽象的理论论述,用故事对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将文学想象与虚构内嵌在文本的整体性中,从整体上提升了哲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并借此在读者接受上发挥优势。由此,通过分析《爱弥儿》中独特的小说叙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时代哲理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重估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一个新视角。     

无法超越的自我——论知青文学的叙事策略及其不足

知青文学的基本叙事策略被固定表述为“青春无悔”、“乡村情怀”等心灵化内容和“一代人”的群体性话语模式 ,建立在“知青视角”上的这种叙事策略 ,使知青文学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群体性情感特征 ,同时也带来了局限和不足 ,制约了知青文学的超越可能。     

试论《南史》与《北史》的史传文学成就

《南史》、《北史》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其文学性虽已不能与“四史”相比．但将其部分篇章立于“史传文学”之列,亦当之无愧。《南·北史》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简捷扼要的叙事风格;直书其事的叙事态度;怪异奇雅的小说色彩。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叙事的审美隐忧

视觉文化时代,视像取代语言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首要叙事载体。传统的文学叙事虽主动或被动地以＂审美泛化＂的方式和注入叙事元素的手段,在传播媒介或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新的栖身之所,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叙事形态,文学叙事却在视觉文化语境和消费文化的共同挤压下,不再对社会历史进行艺术提炼、不再对道德立场顽强坚守、不再对理想之光艰苦追求,从而导致自身因降低了美学高度而最终走向＂无美可审＂的尴尬境地,其审美隐忧值得关注。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论佛教的影像化传播———以济公形象探析为个案

历史实际人物“道济”到“济公”形象的演变,反映了民众共通的“心灵真实”,济公形象是在大乘佛教“不二”智慧和禅宗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土壤中结成的硕果,这一形象已经具备了佛教影像化传播的一些特征.影视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语言道说形式,是一种综合艺术,其表达力和感染力空前,影像已经超越了技术的层面,还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在娱乐化的今天,“影像禅”有可能成为现代参禅的新方式,促进现代佛教的人间化性格.     

《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试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体制观

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文学体制问题在学术研究中愈益重要。乔纳森.卡勒就是较早对此问题给予关注的重要学者之一,他主要考察了大学体制的变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也论述了其它的文学体制性因素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从体制层面着手研究文学,有利于我们刷新对文学的认识,也将对文学研究的顺利开展有所助益。     

社会学方法在文本研究中转换的广阔空间--以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为个案

确认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文学文本分析中具有转换的广阔空间,探讨如何转换,是文学批评抵达文学性的重要一环.以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为个案,发现在解释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方面,戈德曼的理论是有其价值的.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完全充分地揭示文学性产生的原因.当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将研究者引到文本层面之后,可以与走向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分析相会合、与象征系统中的隐喻意义解读等方法相会合.在文本分析层面,我们与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会合还有极为广阔的空间.     

论《岳阳楼史话》的史学性、美学性与文学性简

关于岳阳楼历史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其中存疑者众多。而何林福新著《岳阳楼史话》,却在地域体、专门性的历史地理学的范式内,别开生面,将史学、美学、文学熔于一炉,开拓了“史话”一类体式的新天地。     

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性"概念之反思

俄国形式主义顺应当时文学科学独立的吁求,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是文学性,并借助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和胡塞尔现象学,从文学语言形式与日常实用语言形式的差异上把文学性认定为陌生化.然而,对这一概念进行反思,我们认为,为了健全文学科学,发挥文学科学对象的真正功能,只有减少文学性的逻辑内涵,扩大它的逻辑外延,文学科学才有生存的可能,我们才不致对俄国形式主义抱愧.     

《长恨歌》中的“芙蓉”与“梨花”意象探析

"芙蓉"与"梨花"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意象。本文对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出现的意象迥异的两种花——芙蓉和梨花展开分析,重点阐述它们在诗中所包含的文学意蕴以及在文学叙事方面的重要功能。     

论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

在视觉文化盛行的现代消费时代,文学不仅反映审美方式和独特的人文价值,更蕴涵了当下视觉文化特质的内涵意义能指。在现代语境以及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下,文学作品体现了视觉化的叙事倾向。从视觉文化视角阐释,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拟态狂欢,包含了叙事中的奇观效应与心理狂欢以及身体的景观。